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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第1页）

前面说的这些，可说是少谈些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时弊呢，胡适提出了他的那个著名的观点：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ldo;请你们多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rdo;

更进一步说：&ldo;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rdo;（《胡适文集》第二卷第251页）这样也就知道，这篇文章的题名虽然是&ldo;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rdo;，他的完全的意思，实在是&ldo;多研究些实际的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rdo;。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有待解决的实际的社会问题太多了，空谈主义，是解决不了这些实际问题的。

有哪些问题呢，且看：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

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胡适文集》第二卷第251页）说到这里，由不得发了一通感慨：面对这么多的紧急问题，我们的舆论家，也就是评论家和研究家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ldo;解决&rdo;。

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胡适这篇文章最为有力的地方，不在提出&ldo;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rdo;，也不在罗列了这么多的社会实际问题，而在尖锐地指出，那么多人热衷于空谈主义，不愿意多研究些实际问题，根本的原因是畏难求易，是思想上的懒。

他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

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

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

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到一种解决的意见。

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ldo;无政府主义&rdo;便不同了。

买一两本实社的《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胡适文集》第二卷第251页）光说空谈主义的人懒是不够的，光说要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也是不够的，还要教给他们研究问题的方法。

在胡适看来，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下手的。

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

然后根据于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

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的办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

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定为自己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

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

不如此，不算是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考虑到以上的说法，会造成不必要的误会，认为自己只注重研究实际问题，而不注重学说与主义的作用，接下来又特意强调：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的&ldo;主义&rdo;。

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

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ldo;格物&rdo;，那是做不到的事。

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

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ldo;主义&rdo;摆在脑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最后又重申了自己的主张：

胡适的文风（4）

&ldo;主义&rdo;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ldo;根本解决&rdo;，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胡适文集》第二卷第252页）上面几乎全文抄录了胡适的这篇文章，有的是转述，有的是摘录，目的是让读者看清胡适这篇文章的全貌。

清楚，或者&ldo;通&rdo;，是不用说了。

还有三个特点也应当注意到，一是说理的严密，二是分寸的恰切，三是语气的肯定。

说理的严密，表现在论证的步骤上。

提出过去的看法，眼下又有了新的情况，让你更深一层地看待这个问题。

由此引出三条教训。

这三条教训总括地说，空谈主义是有害的，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于是得出了他的结论，那就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为何会有这样的弊端发生，关键在于中国的舆论家们不愿意下工夫，做研究，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不能光指责，还要教给研究问题的方法。

怕读者会有误解，又特意强调了学说与主义的重要作用。

这样一步一步地推论下来，最后的结论让你不能不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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