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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第1页）

中国是学人的领域，学人便是统治阶级，至少当承平之世，人民之崇拜读书人身份的心理常被孜孜不倦的培育着。

此学人身份的崇拜，形成一种普遍的迷信形式，有字纸不许随意抛掷，并不许用于不敬的用途，常有专职的人四处收集，聚而燔之于庙宇或学校中。

至战乱之世，则此故事稍为变更，因为军人往往闯进学者的居屋，或将古版珍本付之一火或用以拭鼻，或则连屋子一箍脑儿纵火了事。

但是这个国家的文学活动力至为雄大，军人焚书尤踊跃，书籍之收藏量尤巨。

当时，约当纪元六百年，皇家收藏之书籍已达三十五万册。

及唐代，皇家之收藏者，计二十万零八千册。

一○○五年，当北宋中叶，第一部百科全书——包括各类书籍一千册——告成。

后之有御纂丛书《永乐大典》之出世。

此书收集精选古代珍本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分装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五册，为明初永乐皇帝（一四○三——一四二四）所主持编纂。

清时，乾隆皇帝所颁最具有大政治家风度之法令为彻底审查现存未毁之书籍，其表面之目的为保存典籍，但其同等重要之目的则在毁灭那些不满异族统治的著作;及其完成，收集保存本来面目之著作三万六千二百七十五册，分成七部，即著名之《四库全书》。

但乾隆皇帝同时又完成另一功业，他下令销毁全部或一部分之书籍凡二千种，兴文字之狱二十余起，其著作人或以革职，或以监禁，或以流配，或处死刑，有时还得毁灭著作人的祖祠而将家眷充作官奴婢——这一切罪戾，都可由误用一字而起。

《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卷帙浩繁，代表依据正统派标准认为值得保存的著作之选集。

有许多著作仅在书目提要中予以简短的褒誉之介绍，其本书却不收入《四库全书》俾永传不朽。

真实具有创作价值的著作像《水浒》、《红楼梦》当然不蒙选入，虽《四库全书》中仍包括不少笔记，写些零星琐事，自历史考证以至雅茶名泉，神狐水怪，贞节嫠妇之记述。

此等笔墨，均为中国学人之兴会所寄者。

然则此等书籍，所写者为何事?试一检阅由《四库全书》流传下来的正统派的图书分类编目法，极有兴味。

中国书籍被分成四大部类:（甲）经（乙）史（丙）子（丁）集。

经部包括经籍和经籍注释书，此类工作曾耗费极大部分中国学人的光阴。

史部包括历代通史，专史，传记，杂录，地理（包括游记，乡土志，名山志），文官考试制度，法典，律令，书目提要和历史批评。

子部名称之由来，本系采自周代诸子，但其内容却包括了中国的一切专门技术与科学（有如西洋大学中之哲学院），其中有军事学、农艺、占星术、天文学、巫术、卜筮、命相、拳击、书法、绘画、音乐、房屋装饰、烹饪、本草、生物学、儒家哲学、佛学、道家的参考书籍，和无数上述之笔记，包含些杂乱无章的奇谈野乘，海阔天空，不可分类，凡宇宙间之现象都有记载，而尤多鬼怪神仙之说。

各大书局亦有将小说归入子部者。

集部亦可称为文学部，因为它包括学者的著述，文学批评，和诗词戏曲的专集。

所谓科学之著述，试一审其内容，则觉其内质不如外表之动人。

实际上，中国并无所谓专门的科学，除了经籍训诂与历史考证。

这其实不过为科学的一分支，它供给埋头苦干者以研究园地。

天文学，除了一部分天主教学者的著作，很相近于占星术，而动物学植物学很近似烹调术，因为许多动物果蔬是可食的。

医学常处于卜占星相之列，所谓医卜星相。

心理学、社会学、工程学、政治经济学都错杂包涵于笔记中。

有些作家的作品，得列入子部的本草动物学类或史部的杂记类，乃他们的笔记显出较明显之专门特性，而受优越的待遇。

但除了特殊超越的几部著作外，其精神与技术在根本上与集部所收的笔记并无多大区分。

中国学者的发抒其特殊天才，简括地分循三条路线:考究，举子业，和经籍意识的文学。

吾们可以依此把中国读书人分成三个典型:学者，破靴党，文学家。

学者的训练和准备应试科举的训练是极不同的，是以早年须于二者之间加以抉择。

有些举人——第二级官缺候补资格——竟至终身未读过《公羊传》（十三经之一），也有许多渊博的学者终身不能写一篇八股文应科举考试。

但中国老学究的精神是大可敬佩的。

学究之最优秀者，具有欧洲科学家的精神，具有同样治学的毅力，献身学问不辞辛苦，然他们往往缺乏专门的科学方法，他们的著作缺乏西洋明晰的文体与确凿有力的理论。

因为中国古来学术需要无限的艰苦，异常的博识，与几乎超人的记忆力，致使学者须穷其毕生之力以研习之，有几个学者竟能背诵卷帙浩繁的司马迁《史记》，自始至终，鲜有脱误。

因为缺乏索引的工作，学者得一切仰赖记忆的积累。

实际容易揭明出处的知识在任何百科全书中可能找到者，常被轻视，而优秀学者是不需要任何百科全书的，吾们固有许多鲜皮活肉的活动百科全书。

临到探本溯源欲有所引证时，在昔时长闲的生活中，固满不在乎出于一时之记忆，抑或费全日工夫始寻获者。

英国贵族常费其终日以纵犬猎狐，乐此不厌;而中国学者之兴奋失望于钻研考究，其情绪几与之相同。

用此孜孜不倦的精神，巨大著作常由一人单独完成。

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郑樵的《通志》，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

清初，一代大师顾炎武，当其考究文化地理之时，常载书籍三车，随以周游四方，随时寻获与向说不符之实质证据，或从父老口中获得矛盾相反之故事——它的论据材料即多自此辈父老口中收集者——他将马上在书上加以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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