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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走极端的莫言（第3页）

在比较错综纷杂的形式面前，内容、思想上的小，把形式胀得满满的，这形式便随之小下来，没有多大实验或“先锋”

意义。

莫言大多数小说的特色，情形都差不多。

他后来较受众人赞许的短篇《拇指铐》，情节安排就令人难以置信：通篇写一个极其贫困的孩子，在两只大拇指被一个说“神经”

不是“神经”

的大人，铐到树上后，不再过问，路过看见的，也毫无怜惜之心，孩子就在这样的境况下，如何挣扎着、疯狂着、绝望着，最后倒伏在地，梦见自己投进正孤身生病在床的母亲怀抱的故事，想说人与人间的冷漠残忍，在不需沟通、相互误会到极致时的状况下，做出的缺德事，真能叫人发狂发疯。

但这些大人的行为本身，正常人都不可思议，难免要问：他们的同情心哪里去了？一个不同情也还罢了，个个不同情，谁能理解？孩子惨兮兮的样子，就快死掉的样子，铐在不算偏僻的路边，任谁见了也会先救人再说的，何以不救呢？孩子为何不喊不说，告诉自己和家中的情况，要求救命呢？

因此，小说里的人物，都很不真实。

矛盾的设计，也很不足信。

另一方面，莫言这个带了“生命的血气与蒸气”

的“赤裸裸的生命”

，以为“只有性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

，呼唤“野性？，象征或代表了“旗帜和火炬”

，这人类种姓退化、生命萎顿、血液凝滞的一“种”

，才能起死回生，这种想法不可谓不“幼稚”

、片面、简单、轻率，甚至疯狂。

早在十多年前，王一川就曾在《中国形象诗学》里认为，莫言的顶尖之作《红高粱》中的思想、精神是要不得的：对于余司令的滥杀无辜、截获不义，以及小说人物的犯罪行径，莫言不但不谴责，反而一味赞美，本欲张扬生命力、勃起人道精神，结果成了反生命、反人道、尚暴力。

“如果说，曹禺一代作家在历史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的尖锐冲突中被迫让新人与家长一同走向毁灭的话，那么，莫言则是宁肯为着历史合理性而牺牲道德合理性。

这样，就难免出现一种‘生命力悖论’：对生命力的不加分析和节制的全盘肯定和崇拜，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残酷或暴虐的反生命或反人道逻辑。”

“新的作家群体为了追求理想的个体生命力，并以此去消解政治国家权威和超越前辈作家困境，竞无意识地置起码的人道原则于不顾，竞相崇尚反生命的暴力！”

当然，《红高粱》人物（“我”

）的错误思想、“危险思想”

，不一定就是莫言的，“修词成章”

之为人的作者与“营生处世”

之为人的作者不能混为一谈。

况且，小说不这样写，写得中规合矩、四平八稳了，那《红高粱》就不成其为《红高粱》，莫言也不成其为莫言了。

《水浒传》等等也都有滥杀无辜的情节。

读者之所以认可它们，是因为他们不是白痴，都是神经正常的人，不可能由于读了这些就去杀人放火、打家劫寨、占山为王、组建武装。

因而，据此说莫言反人道反生命可能有点“书生”

气了。

不过，作品和作家是可以、也能够彼此分开来谈的，作品有问题，单讲作品的问题，作家有不足，只说作家的不足。

具体到《红高粱》，“戴凤莲默许余占鳌暗杀自己的公公和丈夫单家父子、之后当上单家新主人、公开地让余占鳌成了床上客，而自己似乎没有任何良心不安……没有任何真正的道德反省”

，同样缺乏一定的可信度与相应的历史深度。

要知道，再叛逆的教义与情感，也训练不出这样的人物，何况是在孔子家乡？

没有可信之心理与灵魂深度的人物，却是编出来了，被作者推上前台来了，只好继续编下去，用一些想当然的“道理”

说服大众，使他们相信。

比如，对于罗汉大爷，“我奶奶是否爱过他，他是否上过我奶奶的炕，都与伦理无关。

爱过又怎么样？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

她老人家不仅是抗日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

。

这就不知现代意义上的“自立”

“先驱”

谓之何物地乱用一气了。

而把“上床”

的无节制，纯然跟着感觉走，全冠以“解放”

，似乎不这样做反不足见“解放”

，正是“五四”

那代人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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