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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东之殇七（第2页）

想起自己领导的研究小组，北一辉就感到一阵自豪与欣慰。

想进行社会革命，首先就得知道社会是一个什么现状。

出身比较高的大学生们固然有种种年轻人的幼稚与不成熟，却有着另外的好处，他们的视野明显比普通大众要开阔得多。

想拥有见识，不考虑个人资质的话，就只能靠钱财与先天继承的社会环境。

垦殖大学是一所“新学校”

，1900年创校的时候甚至没有自己的校舍，干脆借用东京政法大学的校舍。

在校学生很多是没有考上东大、早稻田、庆应大学的家伙。

年轻人在暑假期间自然是到处串联，逐渐的，北一辉领导的社会调查团队中出现了这几所著名学校的在校生。

各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一般都拥有超出普通人见识与能力的水平，当统治阶级的能力与组织力弱于民间的时候，这个政权也就到了自己的穷途末路。

1923年，能在暑假有自己的闲暇的学生，出身都不低。

穷困学生此时都在努力帮助家里面干活，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搞什么不赚钱还得倒贴钱的社会调查。

人民党干校课程本就是给统治阶级管理阶层学习的内容，出身中上层的学生一听就感到亲近。

人民党政务积累出的经验，让缺乏实际操作的学生们感到大开眼界。

北一辉年轻的时候就靠干些见不得光的买卖来积攒革命经费，现在他索性要求学生们除了要自己承担伙食费之外，还需缴纳参加活动的参加费。

当然，每一个小组都能分享归纳总结出来文稿的印刷件。

学生们中间有人家里面就是开印刷厂的，以优惠的价格谈妥了生意，由专业排版工人负责大量印刷工作。

这笔费对于日本普通家庭来说用并不便宜，然而所有参与社会调查的学生很轻松的把钱拿了出来。

有中国革命做样板，北一辉到现在为止的发展还算是相当顺利。

好歹学生们理解了资本与钱财的区别，尽管北一辉对学生们的表现还是不够满意。

这也怪不得学生。

陈克是很敢嘲笑外国的，例如干校就引用过陈克嘲笑外国“只有经济学，没有政治经济学”

。

这种嘲笑在日本的确找到了明证，学生们对经济或许有点概念，对于政治经济学则是一窍不通。

即便是商学院出身的大学生，专业知识也不过是如何为商业部门服务。

把日本大学课程与人民党党校以及各级学校的政治课程一比，北一辉明显感到日本大学就是在培育高级劳工，而不是人民党那种以教育来培育未来统治阶级的思路。

北一辉只能用靠自己记录的党校政治经济学课程，以及自己对“唯物历史主义”

二把刀理解给学生讲课。

即便如此，大学生们仍然觉得北一辉的学问深不可测。

瞅着眼前这些只想着如何解决明天生计问题的普通日本劳动者，北一辉心中是难以克制的优越感，同样还有焦急的感觉。

只要再等几个月，几个月就行。

那时候北一辉就能有一定人手来推动在人民中间的革命宣传。

学习人民党的经验，北一辉很清楚直接向人民宣传什么《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行，想领着日本人民起来革命，就必须有适合日本的革命方式。

更直白的说，就是得有基层。

而这个基层既不是那些大学生，也不是眼前的这帮劳动者。

在日本想获取基层的控制权，就一定得得到一部分人的合作。

这家“松鹤丸”

酒肆是羽田圣向北一辉推荐的“**沙龙”

中的一处。

真正的基层人员就在这里面出没。

最热闹的饭点时段过后，劳工们纷纷回家休息，接下来的客人就是纯喝酒的。

这些人以军人和技术工人为主，他们的声音远没有劳工大，神色也郑重或者激烈的多。

更明显的是，这些人的桌面上多数摆条鱼，放几碟菜，谈论的内容也和饭菜一样“高级”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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