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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前言1（第1页）

一

《聊斋志异》曾被认为是文言小说之集大成者。

单从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和某些表现手法来看，这个评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纵横面来看，这个评价就不够全面了。

因此还需要作进一步的伸说。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发展系统。

一个系统属文言，起自六朝的志怪而盛于唐的传奇；一个系统属白话，起于由唐宋时的说话而形成的话本，进而发展到大部头的长篇章回小说。

文是文，白是白，界限分明。

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以文言写章回小说者。

但是，这两个系统之间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互相影响，互相竞赛，甚至有斗争。

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聊斋志异》的出现，就不单纯的是文言小说自然地顺利地直线地发展的结果。

鲁迅曾经说过，《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

细按原意，当是指用传奇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也就是接受了它之前的这种文言小说的优点，所以鲁迅把它列入了“拟晋唐小说”

，正确地指出了它的渊源。

蒲松龄自己也承认是“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

，是自觉地有意识地来继承这一小说传统的，是踏着前人开辟的创作道路前进的。

然而，从当时的情况讲，这条路已经是歧路了。

他以自己毕生的主要精力，又把歧路引直成宽平的大道，树下了历史的纪念碑。

《聊斋志异》是清初十七世纪的作品，上距干宝的《搜神记》已千年以上，距唐传奇的兴盛也近千年。

对于文言小说的发展来说，《聊斋志异》的出现，实在是“文起千年之衰”

，其功不在“文起八代之衰”

以下。

按照鲁迅的说法，中国古代严格意义的小说从唐代才开始出现，“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

以前的志怪书不仅是“粗陈梗概”

，“非有意为小说”

，而且“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更无诚妄之别矣”

。

以志怪书的代表作《搜神记》为例，作者干宝就表明其创作动机是“发明神道之不诬”

。

蒲松龄自谦非干宝之才而“雅爱搜神”

，正是从“才”

的方面来看待六朝志怪书的，取法其设幻的种种大胆想象，造异立奇，并非追随其明神道，有取有弃，所以能摆脱单纯模仿之恶道。

六朝文人的设奇造幻，不同于单纯的宣扬迷信，为了动人，就要造得让你感到象真的一样，在这样的一个写作实践过程中，无疑的是锻炼和发展了文学的想象力，发展了后世所谓的浪漫主义表现方法的因素。

蒲松龄从志怪书中所受到的启发，正是这种积极的文学因素。

唐传奇的确堪称有唐一代之奇，产生了大量的作品，著名的如《枕中记》、《长恨歌传》、《李娃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等，作者又多是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立意在写人，又重情节，尚文词，故能通过委婉曲折的故事给人留下生动的人物形象，使传奇蔚为奇观，也使后来的刻意模仿者望尘莫及。

这个成就与当时文人思想上的较少束缚，社会风尚的较为开放大有关系，正因为如此，传奇才只盛于唐，至宋则日趋衰落，一蹶不振，走向了下坡路，再也没有产生过象唐代那样的名作，作为文言小说代表的志怪传奇的全盛时代过去了。

文言小说的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

唐传奇的出现，虽然标志着“始有意为小说”

，小说正式登上了文坛，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已争得了应有的文学地位。

“传奇”

一词就含有贬意，它与声势浩大的唐诗和散文是不能并驾齐驱的。

宋以后的文言小说，用鲁迅的话说，“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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