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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对人口问题
法国学者布罗代尔认为,在十八世纪,世界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ldo;共时现象&rdo;,其中之一,就是人口的持续增长。
在这一百年里,中国人口从大约一亿,增加到三亿(十九世纪,四亿),并与二十世纪的人口增加连接起来。
中国开始面临了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
事情还不止如此,可贵的是,在清代康熙四十年代,即公元十八世纪初叶,圣祖皇帝已指出人口问题的存在,并积极面对它:
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不可不为筹之也。
[1]
故&ldo;平素间谆谆以此事面谕众大臣&rdo;,并提出&ldo;户口殷繁固是美事,然当预筹安养之策&rdo;的想法。
[2]显示出清廷高度的责任心,与不肯&ldo;无作为&rdo;之意。
康熙皇帝的人口思想一直传给了他的继承者,如世宗雍正皇帝谕:
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为艰。
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3]
及至乾隆即位,自首次提出人口问题已有三十年(一世)之久。
上谕:
惟是国家承产日久,生齿日繁,在京八旗及各省人民,滋生繁衍,而地不加广。
此民用所以难充,民产所以难制也。
续曰:从来帝王治理天下之道,只有&ldo;教&rdo;、&ldo;养&rdo;两条。
因为恒产、恒心,相为维系。
&ldo;仓廪实而知礼义&rdo;,&ldo;则夫教民之道,必先之以养民&rdo;。
将施政目标定为&ldo;先养后教&rdo;。
俾黎民饱食暖衣,太平有象。
民气和乐,民心自顺,民生优裕,民质自驯。
返朴还淳之俗可致,庠序孝弟之教可兴,礼义廉耻之行可敦也。
[4]
乾隆初政的十几年时间,可以说都是在作&ldo;养民&rdo;的功夫,其后才转到&ldo;教民&rdo;的一方面去。
乾隆六年,第一次统计全国大小男妇人口,发现人口已达到一亿四千多万。
乾隆五十八年,中国人口达到三亿之众。
其数量之高,为中国历代所未曾有。
对于人口问题,如果说开始时还只有皇帝一人或少数几人有识于此,此时则已成为朝野的共识;并且不是停留在一般的议论之上,而是在认真地考虑其对策了。
人口问题几乎成为所有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讨论的出发点,终于,它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发展政策的提出。
清代前期,在长达九十多年时间里,只有人丁编审(丁数长期徘徊在二千数百万上下),而无人口统计。
如何估算当时的人口数字,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若采用所谓&ldo;回测&rdo;(即向前&ldo;倒推&rdo;)的方法,可大致算出,康熙四十年代(1700年)中国大约有一亿人口,雍正年间可能已有一亿五千万人(乾隆六年实为一亿七千余万)。
[5]而据官方统计,到乾隆末中国人口已达三亿以上;十九世纪中叶,达到四亿三千余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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