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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1页）

也许还可因此得出如下的一些结论：中国在清代已经超出基本食用品生产的阶段，而跨入更高的阶梯，这就是全面发展经济，并亟需从工业的发展中去谋求出路，这样一种新的阶段。

中国的&ldo;工业化&rdo;要求，恐怕不是1840年以后才从国外输入，而是立足于自身发展基础之上的，至迟到十八世纪即已出现。

清代初年，政府对矿业采取严格的封禁政策，&ldo;惩前代矿税之害与矿徒之扰，每内外臣工奏请开采，中旨常慎重其事&rdo;。

[6]到康熙前叶，定开采铜铅之例；康熙二十一年，准许云南开矿；五十二年定各省久经开采、贫民借为衣食之计者，允许开采；雍正年间矿政趋严（主要是针对广东），同时，实际开采数量却有很大增长。

乾隆初政，在各方面新政策提出的同时，也对矿政进行了几次重要的讨论，并对它作出了较大的改变。

如乾隆二至三年，允两江总督庆复、两广总督鄂弥达之请，准广东开矿；五年，经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赵国麟请及各督抚详议具奏，开放煤禁；八年，经大学士等九卿廷议，决定&ldo;凡各省有可开采之山场&rdo;，除金银外，&ldo;其余俱听百姓于地方官给照开采&rdo;。

其后虽续有争论，但矿禁基本开放的政策已经确立；乾隆十五年以后，主禁的言论也很少见了。

[7]尽管矿业仍处于政府的严密监控和管制之下，若仅浏览《清史稿》或《石渠余纪》一类官书的有关纪载，人们甚至看不出矿政发生了什么变化。

政府开放矿禁的原因，一是因为铜斤短缺。

清代货币制度为银铜&ldo;复本位&rdo;制。

其特点是白银的供给全视对外贸易的余缺，而非由政府决定，政府只控制铜钱的铸造及其数量（它也受到私铸的影响）。

一方面国外白银大量进口，一方面铜钱紧缺，银钱比例往往发生不平衡。

[8]因为屡患铜荒、钱贵，&ldo;禁囤积，严销毁，立官局，议改铸&rdo;成为一个大问题，为此，开发国内矿藏自然成为一条重要出路。

[9]其结果，铜的供应在乾隆朝开禁不久，很快就得到了解决。

而其他矿产的开发，也可有益于国计民生。

如铁之用于生产工具，锡之用于日用器皿，煤则可用于解决&ldo;民间既艰于食，又艰于灶&rdo;的困境。

同时，也有益于农村劳力的转移，能为解决民间生计开辟新的途径。

这一点，在当时的讨论中曾占有重要的地位。

[10]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出现了不少&ldo;闲民&rdo;和众多改业的现象。

[11]与清初以垦荒为主的移民颇有不同，投入的生产也从一般农业转入经济作物或工矿业。

清人朱泽澐说：

古之闲民十之一，今之闲民十之六，……三代圣王，位闲民有地，教闲民有法，……（今州县宜）教之以耕耨，教之以攻业，教之以浚畎浍，教之以远服贾，……[12]

这些表明，工矿业的兴起是经济发展到某种程度之后的一个自然发展趋势。

特别是南方一些省份，本来&ldo;生业甚少&rdo;，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耕作之余，只能向工矿业去谋求出路。

因此康熙皇帝曾说：&ldo;总之天地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rdo;；[13]乾隆三年上谕：&ldo;地方大吏原以地方整理，人民乐业为安靖，岂可图便偷安，置朝廷重务于膜外，而谓之安靖耶&rdo;？[14]已把矿政与前述农政、粮政诸方面的努力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当时&ldo;养民&rdo;的一个重大措施。

不过，有关经济政策的这些情况，在当时的外国观察者，‐‐无论是朝鲜李朝，还是西洋传教士，‐‐那里似乎都没有什么反应。

这是为什么？它们难道并不重要，在三百年后，却一一显现出了特有的价值？[15]也许，是因为那些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观察重点，或是我们见识不及吧。

如根据早一时期的传教士报告（集中体现在1735年出版的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里），法国重农派学者魁奈（esnay）曾得出如下一些结论：康熙和他的继承者雍正皇帝，制订了一些很有利的规章以激发农耕者的竞争。

极为罕见的，魁奈还为中国的人口众多辩护：财富成倍地增长，自然导致了人口的增加。

就此他写下了这句格言：&ldo;但愿人们重视人口的增长，多注意收入的增加&rdo;。

魁奈还注意到，在中国，所有权是非常安全的；就是那些雇工与佃农，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正是这些，保证了它的持续性。

[16]

而在同一时期另一位有名的耶稣会士巴多明（doieparren，1663‐1741）看来，中国虽然存在着人口问题，但&ldo;我认为中国提供了足够其所有居民们生活的粮食&rdo;。

这是因为，虽然中国绝对没有如同欧洲那样的战争，也没有瘟疫，更没有流行病，但正&ldo;是饥荒使中国拥有的巨大数额的人口每隔一段时间大大减小其密度，那么中国很难和平地生存下来&rdo;，这比马尔萨斯大约早了半个世纪。

[17]

[1]布罗代尔也说，在有关问题上，他毫不后悔使用&ldo;工业&rdo;一词，而不说&ldo;前工业&rdo;活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第二卷，页311；按，《周礼》所谓四职兼修，三农九谷之外，园圃、虞衡、薮牧三者，在古代本非属于农业范围。

如&ldo;薮牧&rdo;是指畜牧；所谓&ldo;山泽之利&rdo;，是指金玉铜铁等矿冶、齿牙革角竹木等手工业原料的发掘，以及盐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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