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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1页）

但利弊相因，据御史沈世枫奏称：近年以来之督抚，每以寻常政务，不足以结主知而动众听，于是逞臆见以变法，矜一得以邀功。

其说以为利民，而其实利未见而害随之。

乾隆五年闰六月庚寅，谕：

朕见督抚中，阘茸委靡，苟且因循，……故遇有努力向前，勇于任事者，究胜于持禄尸位之辈，是以量加奖许，以示鼓励。

若谓朕之简用督抚，所尚在此。

而督抚意中，以为如此即足以副朕之期望，则全不知朕心者矣。

沈世枫所奏亦不为无因，而亦有似是而非之处。

……

皇上大小事务一把抓，更使得那些官员不得不采取一些对应行为来对付他。

当日行政实已趋向&ldo;急遽烦苛&rdo;，故不得不回复常规程序。

乾隆十五年五月己未谕：

不得以急遽烦苛，为率作兴事之术；亦不得以蹈常袭故，博宁人息事之名。

自朕观之，整饬之道，不在多设科条，烦扰百姓。

……惟在督察属员，令其以现在应行之事，因地制宜，一一实力行之，百姓自沾实惠。

但更严重的问题，却也不在这里，而在所谓&ldo;有司奉行不善&rdo;，[17]地方官&ldo;奉行不实&rdo;等。

[18]

乾隆六年二月，江苏巡抚徐士林奏有&ldo;地方官不实力举行&rdo;诸事。

六月丙辰，上谕：上年因游惰之民，不务生计，曾特颁谕旨，令各督抚董率该地方官实力稽查，多方化导……迩来留心体访，有司并未实力奉行。

至谓外省吏治&ldo;率多欺蔽&rdo;，[19]&ldo;可见外省大吏无一不欺朕者&rdo;，[20]&ldo;细察近日有司，究不免奉行故事，罕有能深体朕意&rdo;，[21]&ldo;是大臣等实负朕恩矣&rdo;。

[22]

在清代，乾隆朝是所谓最&ldo;专制&rdo;的一个朝代，但由以上事实看来，皇帝并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反而要受到官吏和下层的制约。

因此，不但追求理想如&ldo;回向三代&rdo;等等难以办到，其他次级的目标看来也不容易实现。

历来，皇帝与官僚的关系就是一对最复杂的矛盾。

在乾隆一朝，更有多面相的表现。

美国学者孔飞力在他的大作《叫魂》里，自始就把眼光放在了君主和官僚的矛盾之上。

他认为，君主和官僚的角色是不同的，君主又有许多理由对他之下的官僚不满。

在他笔下，这些官僚（主要是地方官）具有难以改变的&ldo;恶习&rdo;（或曰&ldo;外省陋习&rdo;）：他们&ldo;迎合上意&rdo;，&ldo;毫无定见&rdo;；对新事务&ldo;懦弱怯惧&rdo;，&ldo;畏难裹足&rdo;；奉行&ldo;无事为福&rdo;、&ldo;多事不如少事&rdo;的宗旨；&ldo;因循&rdo;、&ldo;无能&rdo;，&ldo;敷衍了事&rdo;；以至&ldo;知情不报&rdo;、掌控信息、欺瞒上司，或&ldo;有意延搁公事&rdo;；僚属之间，&ldo;上下通同，逢迎挟制&rdo;，&ldo;上和下睦&rdo;，&ldo;官官相护&rdo;；甚至用它的&ldo;颟顸迟缓&rdo;及各种手段来抵制皇帝的&ldo;专制权力&rdo;，‐‐乾隆皇帝为什么这么&ldo;恨&rdo;官僚？怎么会对官僚制度存有这样的&ldo;极深猜忌&rdo;？传统政府对&ldo;吏&rdo;很有警戒，不料对有品秩的&ldo;官员&rdo;也是如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样&ldo;尖锐紧张&rdo;？这一切当然值得吾人深思。

[23]

[1]参见赵翼：《簷曝杂记》卷1：上初年，惟讷亲一人承旨。

讷亲能强记，而不甚通文义，每传一旨，令汪由敦撰拟。

国书则有舒赫德及大司马班第，蒙古文则有理藩院纳延泰。

[2]参见白彬菊（beatrices&iddot;bartlett）：《君主和大臣：清代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洛杉矶，伯克利，1991，第276～278页；它显示出乾隆朝的军机处与雍正朝实有很大不同。

[3]乾隆六年五月庚寅谕，《高宗实录》卷143。

[4]据刘心武考佚，弘皙一党在乾隆初年颇有活动，甚至在乾隆四年曾打算刺杀皇上，参见《刘心武揭密＜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

当然，安在他们身上的罪名也未必就是朝廷公布的那些，而另一方面，若按时下的观点，所有这些&ldo;考证&rdo;都是无法&ldo;证实&rdo;的。

[5]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丑谕，《高宗实录》卷576。

[6]乾隆五年四月谕。

[7]《御制诗四集》卷59，《怀旧诗&iddot;五词臣&iddot;张照》，乾隆四十四年。

[8]参见《啸亭杂录》卷6《张文和之才》，据昭槤云：&ldo;当时，颇讥其袒比同乡，诛锄异己，屡为言官所劾，然其才干实出于众&rdo;云云。

[9]《啸亭杂录》卷一《不喜朋党》：胡阁学中藻为西林得意士，性多狂悖，一张党为寇仇，语多讥刺。

上正其罪诛之。

盖深恶党援，非以语言文字责也。

[10]以上参见刘风云：《乾纲独断》，《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

[11]乾隆六年七月辛未谕。

[12]不过&ldo;惟织造、关差、盐差等官进贡物件，向系动用公项制买，以备赏赐之用，与百姓无涉，不在禁例&rdo;。

[13]《高宗实录》卷138，乾隆六年三月癸酉谕；随后不久，山西复题参知府知州五员。

[14]乾隆十四年九月壬申谕。

[15]以上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页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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