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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2页）

尽管由宽转严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现象，&ldo;宽严之辨&rdo;也成为一个被多次议论的话题。

不过，乾隆初期并不是一味从宽，只宽不严的。

比如，处死曾静、张熙，比乃父可是还要&ldo;严&rdo;了；甄别僧道，也不能说就是&ldo;宽&rdo;；对于&ldo;聚众&rdo;，始终都是&ldo;严&rdo;的；在扩大仓储上，更有许多地方&ldo;严&rdo;过了以前。

[47]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乙亥，上谕：

总之办理事务，宽严当得其中。

若严而至于苛刻，宽而至于废弛，皆非宽严相济之道……朕降此旨，非于即位之初申饬诸臣以示威，欲其畏惧也。

明摆着是有其&ldo;严&rdo;的一面，并申明必要时还须用&ldo;严&rdo;的。

乾隆元年以后，即发生若干从严的实例，五月庚申谕：

朕御极以来……去其烦苛，与民休息，并非宽纵废弛，听诸弊之丛生而置之于不问也。

而内外臣民，不喻朕意，遂谓法令既宽，可以任意疏纵，将数年前不敢行为之事，渐次干犯……

朕看此等情形，天下臣民，竟有不容朕崇尚宽大之势。

《传》曰：宽则得众。

《易》曰：元者、善之长也。

朕以天地好生之心为心，岂肯因一二无知之辈，即自改其初志。

但治贵得中，若于玩法之徒，亦用其宽，则所谓稂莠不除，将害嘉禾。

倘不速为整理，恐将来流弊，无所底止。

是以近日处分臣工数案……

为治之道，固当如是。

朕岂忽变而为严刻者哉……总之治贵得中，事求当理。

不当宽而宽，朕必治以废弛之罪；不当严而严，朕又必治以深刻之罪……则朕之百姓，可以永久受朕宽惠之泽矣。

乾隆六年七月癸亥，谕：

近来鄂善、喀尔钦、萨哈谅及赵国麟、卢焯等案，皆朕准情酌理，不得不如此办理者。

而外人不能深知，未必不以为涉于严峻。

即进言进讲诸臣，颇有以效法皇祖崇尚宽大为敷陈者，则外人之议论可知矣……

从古帝王，以优柔寡断而致败者恒有之，从未有振纲肃纪，生杀予夺，大权不移而致败者也……夫栽培倾覆，惟人自取。

或宽或严，总归一是。

成心不可有，定见不可无。

朕岂中无主宰，忽然而宽，忽然而严者乎？……

若有意从宽，必且流为市恩姑息而失宽之正。

则所谓宽者即严之因，而所谓严者即宽之害。

是则有意从宽，尚且不可矣，而况有意于严乎？

表明对于贪官，从立法到执法都是&ldo;严&rdo;的；而对那些部院堂官、督抚大吏，也经常严加训斥。

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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