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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第1页）

知错能改，且能再三，也不好说是&ldo;专制&rdo;。

[71]

如果说他是说一不二，政令通行无阻，不受其他任何制约，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似乎又于史实说不过去。

乾隆四年八月丙子，因张湄奏内有臣工奏疏伏愿宸衷乾断之请，上谕：

自古设官分职，原以佐理政务。

兵农钱谷，各有专司。

朕以一身而万几待理，祖宗数百年之章程，国家千百条之规制，不得不咨询于大臣……

若必欲尽出一人之意，事至即断，不交廷议，无论势不可行，且于古圣人之询于四岳，咨二十二人以亮天工者，大相乖谬……不又将以朕为专任已见，而不博采众论耶？[72]

当然，这一体制自有其另外一面，即皇帝揽事太多，

朕临御至今十有四年，事无大小，何一不出自朕衷独断。

即月选一县令，未有不详加甄别者。

[73]

纵观乾隆初政十几年时间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其过恐怕并不在所谓&ldo;专制&rdo;之上。

中国文字&ldo;专制&rdo;二字义不在此，昔日也从未有以之论皇帝是非者。

特别是清代皇帝君相合一，一身而兼二职，即是政治领袖，又是行政首脑，就后者而言，一般并无&ldo;专制&rdo;与不&ldo;专制&rdo;之说（熟悉现代史事即不难了解这点）。

总而言之，清代即使&ldo;专制&rdo;，其范围也很有限。

这也为古今社会的不同所决定。

如果说儒家的宗旨是&ldo;养教兼施&rdo;、&ldo;先养后教&rdo;，那么也可以说，乾隆十三年以前，政治的基本点主要是集中在&ldo;养&rdo;上，乾隆十三年以后重点就转入到&ldo;教&rdo;（&ldo;文教&rdo;、&ldo;教化&rdo;）上去了。

这颇有几分勉强，也有几分无奈。

但是要这个古老的帝国一时间拿出什么更新的办法，恐怕也是不切实际。

其后，皇上几乎闭口不谈他的粮政努力，多年以后，反而把&ldo;西师&rdo;和&ldo;南巡&rdo;当作了毕生两大事，这一段&ldo;伤心事&rdo;就这样半被掩盖起来。

从此，再没了以前的那一股锐气，没有了那一种理想主义，没有了对经济对策的追求。

倒有几分显得&ldo;乏&rdo;了，多了许多花架子，少了若干实在的东西。

所以朝鲜使臣才说清廷&ldo;外似升平，内实蛊坏&rdo;，&ldo;大臣庸碌，而廷臣轻佻，甚可忧也&rdo;。

[74]乾隆十六年以后的几次南巡，也没有发现什么新的东西。

相对而言，朝廷进入了一个&ldo;无策&rdo;的时期，&ldo;乾隆之治&rdo;最光彩的一幕，已经悄然落下。

虽然如此，今上却是一个极为要强的人，决不甘心做一位庸庸碌碌的君王，古人所谓&ldo;庸主&rdo;。

他仍以为大任在肩，也断然作出了若干努力，‐‐举凡&ldo;十全武功&rdo;、&ldo;六次南巡&rdo;、&ldo;搜书编书&rdo;、&ldo;文字狱&rdo;，大体上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尽管评价不一，却也颇有可观之处。

[1]以上参见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刘凤云：《乾纲独断》，《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郭成康：《乾隆大帝》，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说到&ldo;心理变态&rdo;，当有一种&ldo;懊恼&rdo;、&ldo;悔恨&rdo;，以致&ldo;自责&rdo;的成分在内，就事论事，仅仅妻子之丧，似还不至于此，因此还应从别的地方，或更深远因素去查找。

[2]以上参见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成崇德：《十全武功》，《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

[3]钦天监正刘松龄的私人信件，此外他还谈到了这场战争的许多问题，如它的目的和起因等，皆与众说不同（乾隆四十一年，皇上也称两次金川起衅，皆由地方官酿成）；他特别质疑清朝的军事能力，包括几年之后的准噶尔之役，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2008：3。

[4]《高宗实录》，卷263，乾隆十一年闰三月谕。

[5]《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壬子谕。

[6]《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甲子谕；此外，皇上还说了一些关于改过的话：朕思之甚熟，看之甚透。

上年办理，实属错误。

……朕改过不吝，……朕自思天定之事。

人力不能自由（《高宗实录》，卷333，乾隆十四年正月乙丑谕）；知难而退，知过而改，乃所谓不远之复（《高宗实录》，卷333，乾隆十四年正月辛未谕）。

[7]多年以后，皇上在《御批纲鉴》中借汉代历史解释说：&ldo;汉文帝即位之初，善政累累，顾有地震山崩之异，殆所谓天心仁爱，而示之以时保之义耶&rdo;？

[8]乾隆八年四月己亥谕：朕御极以来，重农贵粟薄赋轻徭，诸如筹积贮、蠲米税，凡所以为民食计者，既周且悉。

直省地方宜乎糗粱充裕，价值平减，闾阎无艰食之虞矣。

乃体察各处情形，米价非惟不减，且日见昂贵，……以为生齿日繁耶？则十数年之间岂遂众多至此？若以为年岁不登，则康熙雍正年间何尝无歉收之岁？细求其故，实系各省添补仓储，争先籴买之所致，《高宗实录》卷189。

[9]江南道监察御史欧堪善奏陈积贮事宜：皇上旰食宵衣，保民如子，御极以来，加增常平仓额俾赈恤之需有备无患，尧舜爱民之心何以逾此，……其米价之不平者，必有致病之由。

议者或以为生齿繁滋户口日众，或以为岁时旱涝收成歉薄，或以为小民巧诈囤积居奇。

臣愚以为此数者势所必有，然米价之贵似不尽由此也。

康熙雍正年间去今未远，生齿之繁固不如是之甚速，且我国家气运与天无极，岂再数百年而养民无善策乎？若旱涝灾祲何时蔑有，顾此丰彼啬，原可相济，查迩年各省虽有偏灾，而报丰稔者亦复不少；至囤积居奇久经严禁，地方官自当实力奉行，何至积弊连年，听其垄断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档案，1140-035。

比较之下，不难发现欧堪善所言多不出乾隆八年上谕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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