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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第1页）

相反，我们作政治史，恐怕需要的是更多的&ldo;自下的&rdo;、&ldo;细致化&rdo;研究。

以&ldo;短时段&rdo;&ldo;事件史&rdo;为特征的政治史，研究目标并不是那些&ldo;长时段&rdo;的&ldo;客观物质因素&rdo;。

在方法上，不可仅仅依靠&ldo;考据学&rdo;的方法，而必须依赖&ldo;直觉&rdo;，或章学诚所说之&ldo;性灵&rdo;、&ldo;神解精识&rdo;。

举例来说，法国朋友曾因&ldo;反行为&rdo;出自直觉，而特别加以肯定。

不错，那确是我发自&ldo;一念&rdo;，而后经过访谈调查，才确定了的。

当然，利用直觉是年轻学子不好把握的，但不要因此就&ldo;自废武功&rdo;。

所以，史学是大学问，不要看不起史学，也不要看不起自己。

至于&ldo;理论&rdo;，有一些属于&ldo;社会科学&rdo;的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可能是&ldo;理论&rdo;领先的，我们&ldo;人文学科&rdo;则不见得。

李零曾说：&ldo;理论只是敲门砖&rdo;，就这一意义来说，我们历史学并不是为了追寻什么&ldo;理论&rdo;的（更不能说我们是为他们服务的）。

如果说我们史学也有我们的理论，那就是一些&ldo;实打实&rdo;的解释，如人口理论、地区理论、佃农理论，等等；跟社会科学那种&ldo;先导性&rdo;的理论不同。

[5]

因此，不要怕有人&ldo;反对&rdo;，也不要怕有&ldo;对立观点&rdo;。

过去有学生说高老师是走在&ldo;刀锋&rdo;上；不错，治史要有&ldo;胆识&rdo;；而且，这世界是&ldo;相生相克&rdo;的，要没人反对，那可就奇怪了！

（参见我的博客&ldo;不能仅靠考据而须依赖直觉&rdo;、&ldo;怎样识别文本的真正含义&rdo;、&ldo;什么是直觉&rdo;、&ldo;关于考据学批判&rdo;）

[1]我曾给筹备政治史会议的同仁写信说：会议通告已阅，建议增加&ldo;政府政策&rdo;、&ldo;经世学派&rdo;诸内容，以宽大之；而来自其他同仁的批评，也对我把&ldo;经济政策&rdo;归于&ldo;政治史&rdo;的范畴，表示不解。

[2]在《乐善堂全集》里，皇上特别不直汉武帝之所为，其《汉武帝论》：&ldo;内侈宫室，外伐四夷&rdo;，&ldo;好兵黩武，与秦皇无异&rdo;，可见他的思想倾向；与准噶尔交战的历史，也不能不让他三思。

而所谓&ldo;盛世&rdo;，更是康熙（后期）、雍正以来即流传的说法，所谓&ldo;康乾盛世&rdo;也非始自乾隆。

[3]批评者或举高斌的例子，说并不是所有&ldo;满洲贵族&rdo;都持相同的意见。

其实，历史研究并不属于&ldo;科学&rdo;，而任何事务都可能存在&ldo;例外&rdo;；至于高斌，虽隶旗籍（后因女儿封为皇贵妃，赐高氏为高佳氏，复被抬入镶黄旗），原先却是汉人。

[4]据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十七世纪以前，世界各国均没有明确的&ldo;领土&rdo;和&ldo;边界&rdo;概念。

从那时起到十八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掀起划定边界、向近代国家迈进的热潮，英、法、俄、西班牙等国相继绘制了地图。

&ldo;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

而中国全图乃已告竣&rdo;（翁文灏），成为最早最完整的亚洲大陆全图（李孝聪）。

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巴多明（法）曾进言康熙皇帝测绘中国全图，帝纳其言，乃于1708年命具有学技能识之欧洲传教师任其事；凡从事测绘中国全图之传教师，要以雷孝思（法）历地最广，任务最勤；始而周历塞外平原，其后足迹远至南疆，往来于云南野人山中；开始测绘长城一带地图，1709年事毕还京；帝甚嘉许，欲于全国各省悉加测绘；1710年偕杜德美（法）、费隐（奥）测绘东三省、直隶、黑龙江外地图；1711年测绘山东地图；杜德美、费隐等测绘长城以外喀尔喀一带地图，西抵哈密，1712还京；其他传教师测绘了山西、陕西、河南、江南、浙江、福建诸省及台湾、江西、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地图，至1717年初还京，遂集各分图为一总图，杜德美主持其事，1718年图成进呈；据雷慕沙《亚洲新杂纂》云：&ldo;此种广大测地事业前此在欧洲从未有人尝试，而能在八年之间告成&rdo;

[5]严耕望《治史三书》：史学研究是要运用归纳法求得新结论。

演绎法只可用作辅助方法，不能滥用为基本方法。

运用理论模式有时诚然可以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因为它是西方史学的新动向。

传统治史方法是要空荡荡的毫无一点预先构想，完全凭些散沙般毫无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个架子，自成一格体系。

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

有书评说，美国学者罗威廉（w&iddot;t&iddot;rowe）所作《救世》中第一句话，辟头便指出了十八世纪在近现代中国史中的枢纽位置，以及它与十九世纪经世学者的密切关联。

[1]这是不错的，对我们重新认识&ldo;十八世纪经世学派&rdo;也不无帮助。

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联系就不仅在十八与十九世纪，更重要的，是在十八与二十世纪之间。

这样说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我的学术兴趣始终徘徊于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并主张&ldo;在当代经验与历史对象之间来回对比参照&rdo;。

[2]1980年代，美国学术界由魏斐德（f&iddot;e&iddot;wakean）提议，从十六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都属于&ldo;近代史&rdo;的范围；黄仁宇（r&iddot;huang）提出从明末一直贯穿至今天，&ldo;五百年为一元论&rdo;；笔者恰也有近三百年为&ldo;一个历史&rdo;的提法，[3]认为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这三百年间，许多问题仍是&ldo;同一的&rdo;，努力是&ldo;一致的&rdo;，它也许只是&ldo;一个历史&rdo;。

这说法不免&ldo;惊世骇俗&rdo;，也成为拙作出版时编辑删削的唯一文字。

[4]其后，个人研究更大幅度地转向了二十世纪，……也许，它终使我不能不面对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正面关联，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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