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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第1页）

不能否认，清代政府在十八世纪的作为，与一个现代政府还有很大的距离。

随着所谓&ldo;现代化&rdo;向世界各地的推展，各国都开始追求农业产量的增加，以及国家税收的提高。

尽力增产遂成为世界各地的普遍现象。

也许这正是清代政府强力干预经济的一个原因？尽管中国仍未脱出一个&ldo;非充分发展&rdo;（&ldo;发展不充分&rdo;）经济。

[37]尽管清代政府发展经济的目标，并不在于增加税收。

[38]；雍正十二年河东总督王士俊奏报垦荒事宜；&ldo;臣恭绎谕旨（按：指雍正元年鼓励垦荒谕），总以开垦为足民本计，非欲增收课赋。

&rdo;朱批：&ldo;嘉是览之&rdo;（《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25册955页）；乾隆十三年五月陕西巡抚陈宏谋奏：&ldo;朝廷恩意，惟在尽地利以养穷民，不在复荒额而增赋税&rdo;（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1143号）；关于清代的&ldo;不加赋&rdo;政策，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022。

）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努力中，在这一问题上曾走过曲折的道路。

这就是在生产的制度选择和方式方法上，政府的直接干预和规划种植，虽然它最终让位给了一种&ldo;市场经济&rdo;。

但就是这点，在清朝也不是没有先例。

如乾隆初年决定禁止&ldo;踩麯烧锅&rdo;，不久之后也与烟禁一起放弃，高宗从中得到的教训是，&ldo;天下事有言之近理而行之了无实际者，皆此类也&rdo;。

[39]

于此都可看到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的密切关联。

七、福利国家

中国传统的&ldo;政治哲学把维持大众福利置于最优先的地位&rdo;，美国学者王国斌（r&iddot;bwong）写道，&ldo;国家视农民的物质福利为最重大的问题&rdo;。

以前政府重视的是授田和开垦荒地，但到明清时期，&ldo;国家对农民物质福利的注意重点，从生产性活动转到了消费&rdo;。

国家制定政策来稳定许多物资‐‐特别是粮食‐‐的供给。

为此，清朝创建了一个复杂的粮食供给系统。

中央向地方官员收集关于粮价、气候和降雨的资料，以预测何时何地可能发生严重缺粮以及如何做出反应。

国家以常规的和非常规的手段干预食物供给状况，其核心是建立与维持一个储粮数百万吨的仓储系统，代表着官方对人民物质福利的责任。

这些做法在欧洲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更遑论能否做到了。

[40]在一篇代序中，学者李伯重说，上述那些保障人民起码生存权利的物质利益手段，&ldo;早在它们成为近代福利国家的要素之前很久，在中国就已存在，而且占有重要地位。

&rdo;[41]

&ldo;中国古代有没有社会福利思想？&rdo;南怀谨回答说，&ldo;有！

社会思想早有了，社会福利思想也早有了&rdo;，不过，过去都偏重在个人做，现在才是由政府做。

[42]这样说来，中国在十八世纪，岂不是已经进入了&ldo;现代&rdo;？

就在乾隆初年，政府扩大粮食仓储的努力达到了一个高峰，其目标是把原有的仓储数量予以成倍的扩大。

在鼓励私人捐监的同时，也依靠官府的采买。

为此一度打算敞开收购余粮，议行田赋征实，以期&ldo;余三余一&rdo;、&ldo;一劳永逸&rdo;地解决粮政和粮食问题。

[43]同时，破格赈粜救济（如平粜不拘额数、于四乡设厂、借粮减息免息、增加赈济面、正赈外复设加赈等）。

谕：&ldo;宁可国家多费帑金，不可使闾阎一夫失所&rdo;。

并为之完善了粮价呈报制度和建立了清代人口统计制度（清初以来九十余年只统计&ldo;人丁&rdo;而非大小男妇人口）。

乾隆初年粮政新措施实行的结果，使&ldo;输纳不益于前，而赈粜几倍于旧&rdo;，并在乾隆七-八年两江、直隶大灾的赈济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44]但不久之后，即发现了新的问题：粮价上涨（可见追求&ldo;平价供应&rdo;，也是政府政策的目标之一）。

经过各省督抚汇议，发现问题的症结正在：官府是否需要储存这么多的粮食，和实施这样的&ldo;福利主义&rdo;？政府究竟应在社会经济事务中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乾隆十三年，高宗下结论说：&ldo;朕既知初意之失，不可不为改弦之图&rdo;，终于认识到，&ldo;以君养民则不足，使民自养则有余，诚不易之论&rdo;；&ldo;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rdo;；&ldo;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rdo;。

乾隆初年的粮政努力，把清人的理想追求推到了一个高峰，也把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它虽未曾取消民间市场行为，却无异于把它置于某种控制之下，希望主要依赖政府组织本身的能力，来一举解决赈灾、济贫、吃饭等全部粮食问题。

这显然构成了近几百年中国历史中的一件大事，而相形之下，只有二十世纪的有关努力能够与之相比。

[45]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的主旨，即要表明现代国家的那些出于良好用意而设计的项目，为什么导致了那么多的&ldo;失败&rdo;和&ldo;悲剧&rdo;？从这种角度看来，乾隆时期的上述努力，岂不是一个很好的例证？[46]

也许，缺乏对今天的深刻了解就不可能更深入地了解古人，反之，十八世纪的粮政事件也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二十世纪（特别是最后二十五年）的相关问题。

八、议改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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