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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第2页）

因此在这之后，仍不断有议论田制的意见出现。

直至乾隆八年，漕运总督顾琮奏请实行限田，&ldo;以均贫富，与用事大臣争于上前，无所挠挫&rdo;，高宗谕：

&ldo;朕深知此事，名虽正而难行，即去年盛安均田之说也。

因示谕云：尔以三十顷为限，……已至三十顷者，分之兄弟子孙，则每人名下不过数顷，未尝不可置买。

何损于富户，何益于贫民？……今辗转思维，即使限田之法，地方官勉强奉行，究于贫民无补，是不但无益而且有累也。

……此事著停止，并令各督抚知之。

&rdo;[52]

&ldo;名虽正而难行&rdo;一语，正道出了高宗的矛盾心情。

于是也就像其他的众多问题一样，把它搁置、留给了后人。

其后湖南巡抚杨锡绂谈到这一问题说，米贵民贫，原因之一在&ldo;田归富民&rdo;，为求解决则&ldo;非均田不可&rdo;，但均田&ldo;行之开创之初，尚虞纷扰，今累叶承平之时，更难施行&rdo;。

[53]表明清人仍把均田作为一种&ldo;理想&rdo;，但从此清代田制的讨论也就转移到了其他一些方面，如租佃制度等。

比较而言，二十世纪就俨然是一个&ldo;土地制度变革&rdo;的世纪。

从孙中山的&ldo;耕者有其田&rdo;，到共产党的&ldo;土地改革&rdo;，再到&ldo;集体化&rdo;，和其后的&ldo;包产到户&rdo;，于二百年后，终于实现了传统的&ldo;田制&rdo;理想。

[54]在那以后也终于发现，田是否一定要&ldo;均&rdo;，&ldo;均田&rdo;之后能否即实现农业的成长，以及土地的&ldo;出让&rdo;（租佃）、&ldo;转移&rdo;（买卖）等一系列的问题。

九、干预租佃关系

康熙年间，政府屡次蠲免田赋，也屡令田主照蠲免分数免征佃户田租。

雍正十三年，高宗于免除历年积欠钱粮之时，再次&ldo;劝减佃租&rdo;：

&ldo;（蠲免积欠，佃户未被恩泽）若欲照所蠲之数，履亩除租，绳以官法，则势有不能，徒滋纷扰。

……近闻江南已有向义乐输之业户，情愿蠲免佃户之租者，……朕实嘉悦。

其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各业户，酌量减彼佃户之租，不必限定分数，……&rdo;[55]

乾隆五年议定，旗地&ldo;若并未欠租而庄头土豪无故增租夺佃者，审实治罪&rdo;。

同年，河南巡抚雅尔图请定豫省交租之例，改为按受灾分数减租，得旨允行。

[56]寻因御史陈其凝奏，官为立法，强以必从，则挟制争夺，必滋扰累。

议定仍照雍正十三年谕旨，实力奉行。

[57]无疑问的，在所有政策制订中都存在着一个可行性问题，特别是对那些要在广大地区长时期中长期实施的政策来说，这一问题就更为突出。

乾隆十三年，高宗阅《山东通志》内载圣祖希望山东有身家者&ldo;减轻田租&rdo;、&ldo;赡养佃户&rdo;谕旨时，又提起这一问题，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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