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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1页）

老侠：你的创作，从《顽主》才开始找到自己，那你怎么就从《空中小姐》《浮出水面》……从这种下三流的言情一下子转向了对伪崇高、对主流意识形态、对流行的文化时尚（如诗人啦、学者啦、尼采啦、弗洛伊德啦）的调侃上了。

你的所谓被称为痞子文学的东西，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颠覆性，《千万别把我当人》就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状态，《顽主》中的谎言与无耻就是许多人的基本的生存策略与技巧……如果说你的这些东西没有一种类似宗教关怀的东西支撑着，你是靠什么进入这种状态的？

王朔：靠真实，自己生活的真实状态，耳闻目睹的周围人的生存状态。

刚写小说那会儿，我的文学观念非常错误，认为文学就是虚构，虚构就是说假话。

当然灵魂工程师们。

理论家们。

编辑们不这么说，他们管这种叫作艺术真实，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艺术的升华，给人以希望和方向啦……那时候编辑们就是这样跟我谈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个老编辑，挺有名的，当过副社长，反右时也当过右派，主管当代小说的，他就是这样跟我谈的。

好像是秦什么吧。

老侠：秦兆阳。

王朔：对。

就是秦兆阳。

我的一篇小说后面没有结尾。

他说这个主人公总要有归宿呀，而我的人物没归宿，只写了他那点事，写完就完了，我哪知道他的归宿，动笔时就不知道，完稿时也没想出归宿。

秦兆阳说这样可不行，你这个人物要升华，要给人以意义什么的。

他当时说的话好像比这说得还寒碜，什么要塑造一个新人。

我那时也不知道小说该是怎么个写法，经他一点拨，我似乎明白了点儿，我接受了这种文学观念，要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要给人希望。

可这光明和希望在哪儿？那我就只能编了，那个结尾完全是生生制造出来的。

怎么让他升华呢？从我写的事儿中升华不出来，就只好让他突然精神升华，想起当兵的时候，壮怀激烈，爱国、有理想，都说到这上去了。

我也想过能不能让他对自己的现状不满，不也是一个升华，最后他想自己再不能这么活下去了，浑浑噩噩的，反正要下决心改变自己……也等于我给读者有个交待。

而实际上我的生活经历中没有那东西，没升华这回事。

老侠：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就这样。

在大学读书时，凡是讲到资产阶级作家，老师都要批判两句，最一致的批判是说那作家只揭露了黑暗，却没有为读者提供一线光明的希望。

自然主义不可取，现实主义有局限，浪漫主义太空泛，只有我们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才是唯一正确的。

王朔：科班出身的受过系统的洗脑，像找这种没受过系统训练的人，说假话是说不长的。

我想我要是上了大学，念了点书，再跟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学学，学一些方法、技巧，诸如如何升华、如何画龙点睛什么的，我想我也许能容易一点，起码这样做没什么困难。

所以经他这么一说，我就觉得自己没法写了。

言情故事剩下的一条路就是走琼瑶的路，找几个母题，像灰姑娘呀、罗密欧与朱莉叶呀、茶花女呀，然后批量制作，真卖了大钱，我也就可能这么干下去了，最后也就变成那样的写手。

可能，非常可能。

幸运的是我没有去找。

我知道我自己过的是另外一种生活。

咱们这圈子，不是你想说真话就能说，也不是你知道某些事就能为了说假话而说假话，我必须面对的是：我的书面语言库中没有一句真话，你不用有目地地做假，一说就是假的，而你用这种语言库的语言说真话，听着就跟假的似的。

就在这种时候，你可以说是一种失语状态吧。

要说话，你就非得说假话，你也只会说这种话，但这种话明摆着不是我想的那意思，我要说的事用这种话就说不出来，所以我只能用开玩笑的方式、调侃的方式说，我用这种方式是想让对方知道，我说这些不是真的，别往真的里边想，别那么实在地想。

老侠：你的语言中有大量的政治词汇，也有当时时髦的外来同汇，你把文革式的革命词汇和新时期的尼采们放进油滑的北京痞子腔的口语中，于是你的语言颠覆的毁灭性剩下的只是价值废墟。

王朔：其实在我们之中是有那么一种说话方式的，我觉得大家都是很空虚很颓废的，我找的这点儿乐儿呢……这种现实调侃多了，以后是有一个全面怀疑。

但那个时候我甚至不敢怀疑。

当然，现在我以为，怀疑就怀疑了，怀疑假的东西不需要什么大智慧，没有的东西一旦看穿了，就是什么也没有。

我一直觉得要是有机会，假如我成一个发稿容易的作家，我就写一个真的。

在这之前我在语言上一直处于摇摆当中。

有的编辑跟我讲，正经小说的语言不认我这样的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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