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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1页）

我倒觉得，如果是我，如果我真的是坚持，那我就这么挖，你不让我挖，我就不挖了。

我的坚持是就在这块地用这把锹用这种挖法挖。

这才是坚持。

而他呢，就是要挖，不让我挖，我可以偷着下地。

不让用铁锹，我用镐；不让用锅，我用手创。

换来换去，总有一样叫你满意的，叫你允许我挖下去。

老侠：实际上张艺谋他教给人的坚持是一种什么逻辑呢？

实际与主流的逻辑是贯通的。

为崇高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张艺谋是为了坚持（拍电影）可以不择手段。

扩而广之就是，为了活出一种体面，要不择手段地坚持下去。

挖达不到目的，我就创。

浪漫的诗意的浓墨重彩的镜头不行，我就换一种朴实的平淡的纪录片似的镜头。

他拍的《秋ju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全是一个样，弄得土呵呵的，群众演员，用最朴实最写实的电影手法撤一个弥天大谎。

秋ju也坚持，坚持到最后是公安局领导出面、市领导出面帮她解决问题，替她鸣不平。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农民在现代土皇帝治下的无奈一点儿也没有了。

他也在告诉别人：只要你坚持，就一定能有出头之日。

他只管活着，不管怎么活，而这种不问怎么活的活法恰好就是中国人观念中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着。

最可笑的是还有一位北大的法学教授，拿着《秋ju打官司》论证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反对与国际通行的法律规则接轨。

把严肃的论证建立在一部撒谎的电影上，我就只能说这位教授的论证也是谎言，是知识上的不诚实和道德上的不负责任。

王朔：他后面那两个更是撒弥天大谎，秋ju到最后还有个法盲的说法，《一个都不能少》那个就只有感激的份儿，社会一关怀，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中国教育的问题决不是靠什么希望工程、几个好心人的捐助啦、善心啦所能解决的。

老侠：最根本的问题他不触及，却在希望工程上做文章。

就用土块子修造真善美的长城，貌似是民间关怀，实质是平庸。

你救得了个苦孩子，能救出全中国的失学儿童吗？能对教育体制的改革有什么帮助吗？

王朔：好心人靠好心人，张艺谋的事业就建立在依靠好心人上。

他那种土块子式的煽情一部比一部拙劣。

《一个都不能少》还是个电影，而《我的父亲母亲》已经不是电影了，更是弥天大谎了，一首tv变成了爱情绝唱，硬把tv的长度抻到一部影片的长度。

什么好几十年的等待，好几十年的乡下过日子，多么多么艰难…

…这两件事根本挨不到一块儿。

张艺谋拍电影，有一种坚忍不拔，也许就像《活着》，活下去，无论多难，也无论用什么活法，也要活下去，他有这种东西。

老侠：他按照这种坚忍不拔的不择手段的活法坚持活下去，人就从根本上不是个东西了。

这种不择手段的活法，我不知道他是在拍电影呢，还是说把电影完全作为一种自己重新获得一个显赫位置的生存策略。

他后来的电影，越来越急功近利了，包括他拍那么煽情的片子，把一个tv放大成一部故事片。

他领金鸡奖时那灿烂的笑容，与他参加戛纳没入围的怨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就是他，张艺谋，中国的大导演。

王朔：我觉得再没有比在中国民间强调诗情画意更不诚实的了。

他这等于把那种风景的优美置换成所谓人性的优美，把中国农村风光的朴素置换成中国人的真善美，由此建立起对民族的信心、对人类的信心。

对美好生活的信。

这种置换即便作为一种艺术包装了的宣传也比较拙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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