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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1页）

李凤苞曾先后在江南制造总局、吴淞炮台工程局、福州船政局任职，1876年由李鸿章推荐任船政留学生监督，是李鸿章一手培植的亲信。

作为洋务派的一员，他自然与郭嵩焘关系融洽，与刘锡鸿不和，而到德国了解留学生情况时则与刘锡鸿龃龉不断。

李凤苞听说自己被任命为要在刘锡鸿手下工作的驻德使馆参赞时大不乐意，于是分别给李鸿章和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字春帆）写信，表示不愿从命，请代为婉辞。

老于权谋的李鸿章立即意识到此事可用，于是在1878年7月18日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

此信虽短，但对清政府下令同时撤回刘锡鸿、较量双方&ldo;打个平手&rdo;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他先要强调李凤苞人品可靠：&ldo;监督李凤苞素最谨饬&rdo;、往回禀报时从来是只报告留学生学习情况而&ldo;不及其他&rdo;，但有一次来函却报告说德国的报纸对刘锡鸿一直&ldo;颇有微词&rdo;，而刘也经常&ldo;托病不出&rdo;。

他强调&ldo;语多含蓄，然亦略见一斑&rdo;。

然后他再谈自己对郭、刘二人的看法：&ldo;平心而论，筠仙品学素优，而识议不免执滞，又多猜疑。

云生志气非不要好，而性情暴戾，客气用事，历练太浅。

其短长互见，谅在烛照之中。

&rdo;但他提醒总理衙门：&ldo;唯目前筠仙兼英、法二使，责任较重&rdo;，而且&ldo;英人尚无间言&rdo;。

德国报界对刘锡鸿&ldo;颇有微词&rdo;与英国人对郭嵩焘&ldo;尚无间言&rdo;形成鲜明对照。

最后，他婉转但又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由于郭嵩焘刚从伦敦到巴黎，所以总理衙门应致函慰问，虽未明言，但留郭嵩焘免刘锡鸿之意却又极为明确。

但是，朝廷内外反郭力量甚强，纵然李鸿章权倾一时，他的&ldo;免刘保郭&rdo;之论也根本不可能为清政府接受，只能暂时维持郭、刘现状。

但结果仍然是驻英与驻德大臣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满城风雨，无法调和。

在郭、刘二人&ldo;内耗&rdo;日甚一日、反郭拥刘者众的情况下，清政府决定将郭免职调回，不少人还想将郭嵩焘查办治罪。

李鸿章知道事情已无可转圜后，又借一位德国人之口说刘锡鸿&ldo;职任名望俱卑&rdo;，并指刘在德&ldo;甚见礼于当路&rdo;，因此他能否胜任外交工作大可怀疑。

最后他明确说出自己对刘的处理意见：现在可&ldo;暂留&rdo;，但&ldo;将来似宜撤换&rdo;。

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下令将驻英公使郭嵩焘、驻德公使刘锡鸿同时召回，由曾纪泽、李凤苞分别继任。

李鸿章虽然没有保住郭嵩焘，但终于还是借他人之力，免除了郭嵩焘回国后进一步被追责的不公正对待。

而李鸿章也因为在这件事上处理巧妙，没有因为郭嵩焘跟自己的亲近关系，而让自己对郭嵩焘的偏袒给自己造成不良影响。

6迎难而上，打破两难的因局

利益的争夺会导致对立，但如果运用得巧妙，对立的双方却能实现合作，共同推动事情向前发展。

在洋务运动开始之初，朝廷与商人之间在利益上是存在对立的。

这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以当时长江的航运业为例，当时这些公司为外国公司垄断，但这些公司却有很大比重的华人资本。

有关资料表明，当时上海轮船业实际是&ldo;华洋合资，华资为主，洋商主持&rdo;，不少洋行的许多轮船实际为华商所有。

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洋商将相当一部分赚取的利润运回本国，无意在中国境内迅速扩大规模；二是因为在洋行工作的华人，俗称买办，积攒了大量财富，想投资新式企业而得不到清政府的许可。

而且，中国官员对&ldo;商&rdo;一直采取压抑政策，任意勒索刁难，一位中国商人写道：&ldo;夫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已。

&rdo;只有依附洋商、挂外国旗，才能避免官员的敲榨。

不过，洋商庇护是以丧失许多利润为代价的，所以不少买办希望能独立出来成为真正的&ldo;华商&rdo;。

官与商之间的对立，阻碍了中国近代商业的发展。

如何把两者的利益集中起来，并消弭两者之间的矛盾，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李鸿章提出了&ldo;官督商办&rdo;设想。

官督商办，其实就是借助商人的资本，利用官府的权力，让两者结合，为现代商业的发展提供权力支持的同时，为商业的发展提供资金。

一开始，李鸿章仍习惯任命官员经办此事，饬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局。

但朱其昂是官员，根本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业，更加上官僚习气浓重，商人避之唯恐不及，根本招募不到商股。

即使联络了胡雪岩、李振玉等大商人，亦无多大作用，乃至&ldo;招股年余，无人过问&rdo;。

在创始经费中，李鸿章从官款中批拨的费用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鸿章还带头认股五万两。

1873年，李鸿章委派广东香山籍买办巨商唐廷枢、徐润分别担任招商局总办与会办，后又将另一名香山买办商人郑观应招纳入局。

从此，招商局业务日隆，附股者日多。

招商局股票最初市价仅为票面价值的四五折，随着机构的改组、业务的拓展和收益的增加，股票市价渐涨。

至1882年6月9日，招商局原价100两的股票，市场价已涨至2475两，至同年十月十二日更涨至267两。

招商局的成功，带动了民众对于其他公司股票的认购兴趣。

当时的媒体载，&ldo;中国初不知公司之名，自招商轮船局获利以来，风气大开&rdo;；华商因见招商局股票市价逐渐飞涨，&ldo;遂各怀立地致富之心，借资购股，趋之若鹜&rdo;。

这说明，轮船招商局对于中国近代早期股市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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