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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1页）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此墓发掘完成半年之后的1}8r年春，经多方商定，决定将在西耳室发现的这副铁恺甲装箱运至北京，由考古所技术室和厂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共同进行清理复原。

参加人员由早在十几年前因修复满城汉墓出土的铁恺甲而一举成名的白荣金挂帅，另由冼锦祥、李卫华、冯兆娟、王影伊等人协助。

这项工作从4月下旬开始至5月下旬止，用了一个月时间方才完成。

清理工作中，白荣金等人对于甲体表里两面暴露部分的诸种痕迹与现象作了仔细的观察和分析，并将妨碍考察的部分表面附着物‐漆皮、朽木痕、席痕及土垢等作了适当的清除。

由于此甲左右肩片保存状况不佳，残散较甚，给复原工作带来一定难度，白荣金等人根据散片的叠压情况、组编重叠痕迹、系带位置、断口、包边等特点，通过逐块逐片的编号，反复进行分析判断，复原出了两个完整的肩片。

由于此前白荣金已做过满城汉墓出土铁恺甲的清理复原工作，积累r丰厚的经验，又加之儿十年来他对各地出土的恺甲饰件以及披甲陶俑实物作过多次观察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恺甲结构和甲片组合的通用规律，使他在未将象岗山古墓出上的恺甲全部拆开的情况下，通过观察和分析，清楚地了解了其结构和编连情况。

这副恺甲的组合关系大致可分为9个部位块，其中前身包括胸片、腹片、右前侧片和左侧片4块;后身包括后背上段、后背下段和右后侧片3块。

此外，左右肩片各1块。

整个恺甲的特点是无立领、无袖、无垂缘，形状近似平时人们身穿的坎肩，只是领口前低后高呈长方孔状，前身片较短，后身片较长，其中前后身片的下段左侧相连，右侧对应处则为敞开式，可叠合后系带连定。

在恺甲肩部及底缘等一些部位，残存有以锦类织物包边的痕迹。

至于这些织物的本来颜色，由于铁锈的侵蚀则很难辨别了。

复原后的恺甲，据测算共有709片铁甲片，用丝带穿结成型，恺甲通高为58厘米、胸围102厘米。

毫无疑问，象岗山古墓出土的这副恺甲，当为墓主人生前所穿，此甲结构较为简单，没有袖和垂缘，当属轻型铁甲，这种恺甲适合气温较高的南方地区配用，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这件铁恺甲的发现，对了解西汉时期南方鱼鳞甲的原始式样，以及与中原地区恺甲的差别，提供了一件极为可贵的标本。

除此之外，部分甲片上以丝带编饰出菱纹图案也很有恃色，这与咸阳杨家湾汉墓中彩绘武俑恺甲上装饰的菱纹图案极为相近，由此可见这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共性，同时也反映出制作程序的大同小异。

当然，整副恺甲甲片的加工锻制略欠规整，甲片的组编材料不是麻绳而是用丝带，也较特殊，这明显有别于满城汉墓墓主中山王刘胜的铁甲，而与湖北擂鼓墩战国皮甲相同。

从甲片的编联方式较为多样化来看，这又与秦俑恺甲上甲片的布列方式相同。

从右胸与右肋系带开合的形式来看，此甲也保存和沿袭着秦甲的一些遗制。

就总体而言，象岗山古墓出土的这副铁恺甲，在中国几千年甲胃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神奇的丝绸纺织工艺

当铁恺甲被完整地移出墓室后，考古人员便集中力量进行丝织品的清理。

西耳室众多的随葬器物，大都用丝织品包裹，约在28平方米的范围内，还有整批的丝织物散乱地堆放在室内的西侧。

丝织物的表面有残破的木板和竹筒、草筒的残片等遗存。

这表明丝织物人葬时是盛放在木箱或竹筒之中的。

经测量，这堆丝织物的碳化堆积厚度达扮一3o厘米，据此估计原丝织物不少于100匹。

如此众多的丝织品能够一次出土，这在岭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考古史上是少见的。

遗憾的是，这堆多层叠放的丝织物，几乎全部碳化朽毁，其质地松软，色泽变深，毫无韧性，若用手指轻轻触及即成粉末。

所幸的是，织物的组织、结构还比较清晰，印染的花纹、色泽还可以通过仪器分辨出来。

更为可贵的是，考古人员在丝织品的一边发现了与印染有关的工具。

这批丝织物以及印染工具的出现，为后人研究中国纺织业特别是岭南地区纺织业的历史与发展过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证据。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丝绸发源地，其育蚕、缥丝、织绸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

192年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半个用刀切割过的蚕茧，茧长152毫米，宽71毫米。

这表明在50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开始驯养桑蚕了。

大约到殷周时代，野蚕已开始改由室内饲养，这就是说，野蚕已开始驯养为家蚕。

建国后，考古工作者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浙江吴兴县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又出土了一批4700年前的丝织物。

经过科学鉴定，证明这批丝织物所用的原料为家蚕丝，织造技术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

至于中国养蚕技术始于何时，从流传至今的典籍看，较早的要算《夏小正》中的三月&ldo;妾子始蚕&rdo;，&ldo;执养宫事&rdo;的记载。

关于&ldo;宫事&rdo;二字，据南北朝时候的皇侃解释即指蚕室。

把养蚕业列为要政之一，可见当时桑蚕业已经有相当的规模。

养蚕需桑，《夏小正》中的&ldo;摄桑、委扬&rdo;以及《诗经&iddot;七月》中的&ldo;蚕月条桑，取彼斧折，以伐远扬，猜彼女桑&rdo;，都讲的是桑树整枝的事。

商代甲骨文中有原始织机的象形字，据专家考证，这是一种原始的&ldo;踞织机&rdo;。

这种织机至今还在我国某些边远地区使用着，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黎族妇女，就是使用这种古老的织机织造黎锦，她们织造时上身和两腿呈90度的姿势席地而坐，双脚直蹬机前横木，经面绷排于横木与腰带之间，用挑花刀按脑中预想的纹样在经面上编花，织人不同的色线纹纬。

这种工具虽然简单，却可以织出美丽动人的彩锦。

1950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器上，发现了粘附其上的受铜锈渗透而保存下来的丝绸残片。

经过科学分析发现，其中有的是采用水平很高的纺织技术织成的菱形纹的暗花绸，即&ldo;文绮&rdo;。

这说明此时织造这种织物的织机已经有了很大进步，而且有了提花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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