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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2页）

我是武松吧，我是鲁智深吧，我是李白和刘令吧……原来醉着走才最最飘逸，这富有韧性的飘逸使我终于感到了我自己。

我在大雾里醉着走，直到突然碰见迎面而来的一个姑娘‐‐你，原来你也正踉跄着自己。

你是醉着自己，还是疯着自己？感谢大雾使你和我相互地不加防备，感谢大雾使你和我都措手不及，只有在雾里你我近在咫尺才发现彼此，这突然的发现使你无法叫自己戛然而止。

于是你和我不得不继续古怪着自己擦身而过，你和我都笑了，笑容都湿润都朦胧，宛若你与我共享着一个久远的默契。

从你的笑容里我看见了我，从我的笑容里我猜你也看见了你。

刹那间你和我就同时消失在雾里。

当大雾终于散尽，城市又露出了她本来的面容。

路灯熄了，车辆撒起了欢儿，行人又在站牌前排起了队。

我也该收拾起自己的心思和步态，像大街上所有的人那样，&ldo;正确&rdo;地走着奔向我的目的地。

但大雾里的我和大雾里的你却给我留下了永远的怀念，只因为我们都在大雾里放肆地走过。

也许我们终生不会再次相遇，我就更加珍视雾中一个突然的非常的我，一个突然的非常的你。

我珍视这样的相遇，或许在于它的毫无意义。

然而意义又是什么？得意忘形就不具意义？人生又能有几回忘形的得意？

你不妨在大雾时分得意一回吧，大雾不只会带给你猪皮那般实在的记忆，大雾不只会让你悠然地欣赏屋檐、冻土和糙垛，大雾其实会将你挟裹进来与它融为一体。

当你忘形地驾着大雾冲我踉跄而来，大雾里的我会给你最清晰的祝福。

那时我在《花山》

那时我在《花山》作一名小说编辑。

那时保定地区文联的文学刊物叫《花山》。

我一直觉得《花山》这名字响亮又灿烂，但编辑部所在的小楼却是陈旧的。

一层不断的更换着单位，从机关到商店；二层属于我们。

脚下的红松地板在新起的建筑中虽不多见，但因为年久失修，有些地方开始松动。

就像老年人那些松动的挤不紧的牙。

楼房临街，盛夏时那些卖冰棍卖西瓜的叫卖声悠悠地飘进窗子，仿佛紧凑着你的耳朵引诱。

看稿看累了，我们就下楼买回西瓜大家分吃，分吃西瓜的情景使小小的编辑部充满着一种热闹的人情味儿。

西瓜就在办公桌上切开，汁液在桌面上流淌，却不曾染上那一摞摞待发或者待退的稿件。

待发、待退我们一样珍惜。

也许我说小小的编辑部并非过分：几间办公室同时也是家在外地的编辑的单身宿舍，短短的走廊里不得不起火做饭。

于是家庭气味和办公气味混合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存放稿件的柜子里就有了本地特产甜面酱；单人床下边就有了当年的新小米。

我的一位同事就在办公室结婚生子，于是婴儿的尿布如万国旗一样悬在了迎门。

居住条件的窘迫造成了这一切，而这一切就显得离过日子太近，离过日子太近就仿佛离文学太远。

也许你说日子和文学不能以远近而论，这简直是一种俗气，一个编辑部首先需要神秘和庄严。

但不知为什么引起我思念的反倒是这种种的&ldo;俗气&rdo;。

我想人是不可能免俗的，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一份日子。

谁能有理由去责怪我的同事们那份日子？何况真正的文学也并非那样的远离人间烟火。

你敢说哪篇巨著形成时，作者的桌面上准没有油盐酱醋？

小楼也有清静的时候‐‐过夏了，过秋了，过春节了，我那些家在农村的同事便会骑车奔回家去，过后他们又会带着一身被太阳慷慨晒过的气息奔回小楼，付出双倍时间处理桌面上的积攒。

那时一个人会干起几个人的活儿，刊物按时和读者见面了。

在《花山》我以为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好编辑，我最不愿意做的事要算出外组稿了。

从前一位有经验的女编辑曾经对我说，她最害怕的事就是去作家家中组稿，这意味着你要看作家家人（或专指作家夫人）拒客的脸色和那脸色演变出来的一些动作，如清扫床铺作即将休息状，整装看表作因急事要出门状。

她的感触似乎使我受了惊吓，使我优先体味着编辑在某一瞬间的悲凉。

幸好我的两次外出组稿与主编郝建奇同行。

大约是一九八一年春天我们去天津，旅途是愉快的，旅途中郝建奇（我称他郝主任）对我讲述了他在农村被专政的种种遭遇。

他的经历催人泪下，他的经历使我为他脸上额上那些纵横的皱纹找到了出处。

也许那曾是欢乐开朗的一张脸，岁月在那脸上印下了无法抹掉的哀伤，于是乐观、开朗、哀伤便集于一脸了。

加上他那朴素、随意，有时显出背时的服饰，使他看上去更像一名县区来的基层干部。

这一切使我的虚荣心不时闪烁。

天津的无轨电车载着我们不分东西南北地行驶，我只是一迭声地唤他&ldo;郝主任&rdo;以表白我们是上下级工作关系，我恐怕车上的人将我们误猜成下天津卫串亲戚的乡下父女。

他并不在意我的小心思，或者他从来也不知道我的小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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