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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2页）

那么如何区别错误与真实的记忆呢?该问题引发了一些研究，并由此确立了一些原则。

例如，儿童期的待经验最初被遗忘了，但其后又想起来，这显然是可能的。

feldansurs与pope（1994）在一项对美国的全国性的调查中，向许多心理学家提出了&ldo;是否在童年期有过待，如果有，是否曾经忘记了&rdo;的问题，结果几乎有四分之一的人回答曾被待，40的人回答曾在某段时间全部或部分忘记。

但是，上述调查依据是自我报告。

另一位研究者lwillias（1994）通过已被证明的待记录进行研究。

她采用一间医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档案，研究了206个年龄从10个月到12岁，并经过医学鉴定受过待的孩子。

willias对这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女性进行追踪，她尽量邀请她们参加一个关于该医院如何对待女性的调查，过半数的人接受了邀请。

在为期三个小时的访问中，她们回答了很多问题。

当问到童年期的待时，38的人没有如档案中记载的那样报告这一经验，或者她们仅仅是出于隐私而隐瞒了这个问题。

但实际并非如此，willias认为，没有报告的人中有68报告了其他童年被虐待的经历。

很明显，人们可能会遗忘被待的真实情节。

对did诊断的争论

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极少见的一种障碍。

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很多甚至所有病例都是由于医生的诊断、态度或医疗而引起的。

换言之，是由临床工作者在无意中引起的。

他们相信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巧妙地向患者暗示他可能还存在另一种人格，因而导致了这种症状的产生。

有时，在催眠条件下，治疗师明确地向患者表示，要患者产生不同的人格。

此外，他们相信，当患者表现出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时，一个寻找多重人格的治疗师会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和注意，这种倾向本身可能会增强这种行为模式。

这种争论似乎得到了一些事实的支持，许多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个案首次引起医疗人员的注意，是在他们为一些不太严重的问题做治疗时。

当然，并非所有的个案都是如此。

有许多其他患者寻求治疗，是因为他们注意到他们在生活中的失误，或因为他们的亲友注意到了他们的变动身份或变动人格。

近些年来，被诊断出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人数在逐渐增加。

1973年，在美国的专业期刊中只报告了约100个案例。

虽然这种障碍依然罕见，但是现在仅仅在美国和加拿大，就有数千个案例得到诊断。

foote等认为（1999）有两种可能的因素可用以说明这种逐渐增加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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