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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读书改变命运（第2页）

和“明经”

，则需要多说几句。

从唐代以来，举子们最看重的就这两大科，两大科中，又以进士科为最。

原因很简单：中进士者日后仕途非常乐观，往往能爬到宰辅的高位，及第明经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终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

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过终生是个小业务官，很难掌握到权力。

“制科”

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小范围考试，这种考试形态源于汉朝的射策，唐代已经非常普遍，到宋朝，逐渐形成了一些“常科”

性质的制科，也就是经常重复考试的制科题目。

太祖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

仁宗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帷幄、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都是从唐朝承袭来的。

制科考试的范围虽然不大，应试者的资格却放得很宽，不论是在任官员，还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举荐参加考试。

就算是已经中过进士的人也可以参加制科考试。

北宋名臣富弼，原本是想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偏巧那年他老丈人晏殊当大主考，需要回避，只得参加当年的制科考试；

再如苏轼、苏辙兄弟，嘉祐二年（1057）已经中了进士，还不甘心，又双双参加了嘉祐六年（1061）的制科考试，入第三等。

据宋人郎晔考证，苏轼应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这和苏轼后来的自嘲甚相吻合——在经历了多重磨难后，苏轼不无感慨地叹道：“当年应制科考试，成绩甚优，于是飘飘然自以为真的可以‘直言极谏’了。

殊不知谏一回灭一回，如今灭到黄州凉快来了。”

宋朝科考的题量相当大，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答一张卷子就能获取功名。

以进士考为例，需要“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

。

这其中以诗、赋、论三项为最重。

所谓“帖”

，全称为“帖经”

，即默写经典中的段落；所谓“墨义”

，即笔答经义，规定为十条。

默写经书为什么叫“帖”

呢，因为这类考试是将经典原文的前、后句子裁去，只露出中间的某一两句或某一两行，让举子们把前、后补齐。

除“帖经”

、“墨义”

外，还有回答“时务策”

三条。

这三项在进士试中属于捎带脚儿的，不很重要，而在明经科则很重要，几乎是该科考试的全部，要不然为啥进士历来看不起明经及第的呢，就因为考明经大多靠死记硬背，不像考进士那样可以文采飞扬。

因为考题量大，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举子们都要在考场里呆上三四天，才能把所有内容答完。

宋朝完善了此前的很多弊端，也确立了最佳的考试内容。

相较于唐朝，宋朝科举有很多新变革。

这方面最该肯定的，其一是糊名制度的确立，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

宋朝初年，请托、投献风气依旧，直到真宗时，才采用了糊名制度。

当时很多人对糊名持反对态度，如范仲淹、苏颂等，都曾提到糊名过于冒险：平时声名狼藉，考试成绩上佳，你录取他不录取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明糊名是最合理最公允最无话可说的一种手段。

苏轼参加礼部会试那年，主考官是欧阳修。

当时欧阳修最看好的是曾巩，拿到苏轼考卷一看，眉飞色舞，认定必是曾巩的答卷，定为状头。

等到拆开糊名一看，原来是苏轼。

不论欧阳修是出于公还是出于私，总之他当主考时，想给得意门生打高分儿也很难做到了。

其二是考试时间的最终确立。

唐朝每年一考，国家动用的财力、物力、人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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