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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1页）

我那时工资很低。

还要分出一部分钱放在家里。

每天抽一包劣质而辣嘴的&ot;战斗牌&ot;烟卷，近两角钱，剩下的钱只能在出版社食堂里买那种五分钱一碗的炒菠菜。

往往这种日子的一些细节刀刻一般记在心里。

比如那位已故的、曾与我同住一起的新疆作家沈凯，一天晚上他举着一个剥好的煮鸡蛋给我送来，上边还撒了一点盐，为了使我有劲熬夜。

再比如朱春雨一次去&ot;赴宴&ot;，没忘了给我带回一块猪排骨，他用稿纸画了一个方碟子，下面写上&ot;冯骥才的晚餐&ot;，把猪排骨放在上边。

至今我仍然保存这张纸，上面还留着那块猪排骨的油渍。

有一天，李景峰跑来对我说：&ot;从今天起出版社给你一个月十五块钱的饭费补助。

&ot;每天五角钱！

怎么会有这样天大的好事？李景峰笑道：&ot;这是老太太特批的，怕饿垮了你这大个子！

&ot;当时说的一句笑话，今天想起来，我却认真的认为，我那时没被那几十万字累垮，肯定就有韦君宜的帮助与爱护了。

我不止一次听到出版社的编辑们说，韦君宜在全社大会上说我是个&ot;人才&ot;，要&ot;重视和支持&ot;。

然而，我遇到她，她却依然若无其事，对我点点头，嘴里自言自语似的嗫嚅着，匆匆擦肩而过。

可是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没有交流的接触方式。

她不和我说话，但我知道我在她心里的位置；她是不是也知道，我虽然没有任何表示，她在我心里却有个很神圣的位置？

在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神灯前传》出版时，我去找她，请她为我写一篇序。

我做好被回绝的准备。

谁知她一听，眼睛明显地一亮，她点头应了，嘴巴又嚅动几下，不知说些什么。

我请她写序完全是为了一种纪念，纪念她在我文字中所付出的母亲般的心血，还有那极其特别的从不交流却实实在在的情感。

我想，我的书打开时，首先应该是她的名字。

于是《神灯前传》这本书出版后，第一页便是韦君宜写的序言《祝红灯》。

在这篇序中依然是她惯常的对我的方式，朴素得近于平淡，没有着意的褒奖与过分的赞誉，更没有现在流行的广告式的语言，最多只是&ot;可见用功很勤&ot;，&ot;表现作者运用史料的能力和历史的观点都前进了&ot;，还有文尾处那句&ot;我祝愿他多方面的才能都能得到发挥&ot;。

可是语言有时却奇特无比，别看这几句寻常话语，现在只要再读，必定叫我一下子找回昨日那种默默又深深的感动……

韦君宜并不仅仅是伸手把我拉上文学之路。

此后伤痕文学崛起时，我那部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的书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引起争议。

当时&ot;文革&ot;尚未在政治上全面否定，我这部彻底揭示&ot;文革&ot;的书稿便很难通过。

1978年冬天在和平宾馆召开的&ot;中篇小说座谈会&ot;上，韦君宜有意安排我在茅盾先生在场时讲述这部小说，赢得了茅公的支持。

于是，阻碍被扫除，我便被推入了&ot;伤痕文学&ot;激荡的洪流中……

此后许多年里，我与她很少见面。

以前没有私人交往，后来也没有。

但每当想起那段写作生涯，那种美好的感觉依然如初。

我与她的联系方式却只是新年时寄一张贺卡，每有新书便寄一册，看上去更像学生对老师的一种含着谢意的汇报。

她也不回信，我只是能够一本本收到她所有的新作。

然而我非但不会觉得这种交流过于疏淡，反而很喜欢这种绵长与含蓄的方式‐‐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人间的情感无须营造，存在的方式各不相同。

灼热的激发未必能够持久，疏淡的方式往往使醇厚的内涵更加意味无穷。

大前年秋天，王蒙打来电话说，京都文坛的一些朋友想聚会一下为老太太祝寿。

但韦君宜本人因病住院，不能来了。

王蒙说他知道韦君宜曾经厚待于我，便通知我。

王蒙也是个怀旧的人。

我好像受到某种触动，忽然激动起来，在电话里大声说是呀是呀，一口气说出许多往事。

王蒙则用他惯常的玩笑话认真地说：&ot;你是不是写几句话传过来，表个态，我替你宣读。

&ot;我便立即写了一些话用传真传给王蒙。

于是我第一次直露地把我对她的感情写出来，我满以为老太太总该明白我这份情意了。

但事后我知道老太太由于几次脑血管病发作，头脑已经不十分清楚了。

瞧瞧，等到我想对她直接表达的时候，事情又起了变化，依然是无法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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