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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第1页）

初看，我以为是这个新世界里黄道十二宫的一个宫，并希望这个猜测是对的，若果真如此，那它就是室女宫。

因为在这十二宫里，只有室女宫才能在我不快乐的孤独中，在我高兴和兴奋时服从我。

但是，当这个怪物离我更近时，我才看清原来是一只巨大狰狞的秃鹰。

我被吓得心惊肉跳，刚刚培植的那份威严丧失殆尽。

我心乱如麻，顺手掏出我碰巧放在口袋里的大学文凭，以此向这个可怕的恶魔显示我已通过大学毕业考，成了大学生，因而有能力向任何攻击我的对手进行反击。

当我镇定了一下情绪，从混乱中清醒过来后，便开始责备自己的蠢行。

因为到现在为止，这只秃鹰为何要靠近我仍然是个问号。

它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或许是另一种可能，即为了满足它的好奇心而靠近我，因为我对它来说是多么的奇怪。

一个人，一个右手执铁钩，身后拖有一条像尾巴似的长绳子，在这空中不停地旋转，这个景观确能引诱野兽前来观看。

我绕行星运行所展现的非同寻常的形象使行星上的居民也在那儿猜测和议论我，这是我事后得知的。

而哲学家和数学家则把我看成是颗彗星，并且确信我身后的那根绳子是彗星的尾巴；有些人预测这个悬挂物是不幸，是灾祸，是饥荒，或者是非同一般的灾难；更有甚者，有人竟正确地把我的轮廓描了下来，加工成画，虽然我们之间的距离相隔甚远。

就这样，在到达他们行星之前，我被他们如此地形容，解释，描绘，甚至雕刻成像。

后来，我被带到他们的行星，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听说所有这一切时，感到非常高兴，甚至笑出声来。

值得注意的是，有时确实会出现新的星星，地下人往往称它们为西西斯，或者燃烧之星。

他们说这种星有火红的毛发，看起来很可怕。

我们的彗星也是如此，前端毛发浓密，伸出在那里如同长长的胡须。

这些现象，在我们地球以及地下都被看成是不祥之兆。

言归正传，此时的秃鹰离我很近，拍打着翅膀不停地骚扰我，甚至毫无顾忌地用它的嘴啄我的腿。

显而易见，它是有意纠缠我。

如此一来，我也举起武器向这只讨厌的动物进攻。

我双手紧攥铁钩，紧逼这个蛮横的敌人，迫使它左右环顾，寻找出路。

最后，由于它不停地惹恼我，我举起铁钩用尽全身力气掷进它翅膀中间的背部，拔也拔不出来。

这只受伤的秃鹰，恐怖地大叫一声，一头朝行星上栽了下去。

而我自己，则因对自己的那份尊严和在这个星球上的停留感到厌倦，加之这没完没了的危险和不幸，所以一把抓住铁钩和秃鹰一起往下栽。

这时，我上面所讲的圆周运动又变成垂直运动。

在浓密大气层中的逆转运动使我们猛烈地摇摆，颠簸了一阵子，最后终于与秃鹰一起平缓、从容地降落在前面所讲的那颗行星上。

不久，这只秃鹰因受伤而死去。

我被带到那颗行星上时，已是晚上。

这是我根据太阳的不存在，而不是根据天是否黑所作的判断。

因为此时行星上仍有充足的光线，我能凭借光线看清大学文凭上的字迹。

这夜晚的光线来自地球内部表层，如同我们月亮表面的反射之光。

因而就光而言，白天和夜晚不很明显。

要区分它们，只能依赖太阳的升降。

太阳落下后，夜晚就冷一些。

（张琦译）

政体

理性时代的另一个名称叫做启蒙运动。

在启蒙运动那个时代，西方思想出现了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以及科学的思潮，这些思潮除了产生其他一些影响之外，还促使人们对政治和社会问题采取科学的态度，对人类的进步以及对作为取得人类进步的手段的国家产生信念。

在法国，启蒙运动在法国革命中达到最兴盛阶段（也使狄更斯说出了如下这句不朽的开场白：&ldo;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的时代。

&rdo;）诸如卢梭、孟德思鸠和伏尔泰这样才识渊博的人们领导了这一启蒙运动，他们不仅是哲学家和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杰出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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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这一时期，工业化势头日趋强盛，由于1769年詹姆士．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开始运行，这种工业化势头还会得到加强，因而从科学和日益增强的工业化势头中产生了最终会使文学发展成科幻小说的种种影响。

使人们更能把握劳动、因而也就使更能驾驭生活的理性思想力量日渐扩展到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有可能使人民一起在宁静和互利中生活。

柏拉图在《共和政体》中曾设想过一种更美好的国家，以托玛斯&iddot;莫尔和托马索&iddot;康帕内拉为代表的其他人士则追求乌托邦传统，设想某种更为优越的组织管理形式的可能性。

但是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却在敦促推翻现存体制，用诞生自理性思想和缜密计划的新型体制取而代之，让普天下人均受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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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这场革命由于憎恨、偏执和难以理智地行使权力乃以失败告终，然而在即将诞生的美国，同样的理性精神产生了一种体制，这一体制不但得以留存，而且生机盎然。

如同科学和工业化所产生的社会变化，所有这一切也在文学中得到反映。

用&ldo;伏尔泰&rdo;这一署名写作的弗朗索瓦&iddot;玛丽&iddot;阿鲁埃（1694－1778）二次被无端投入监狱，一次被驱逐至英国，因而他形成了自己的非正义观。

在英国，他产生了对英国自由主义者的仰慕，他的《谈英国民族的书信》（1733）表达了对当时弥漫在法国启蒙运动中的英国哲学和科学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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