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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1页）

我们已经看到，凡是事物的性质必须用烦琐冗长的道理才能确定时，在批判时就不得不依靠理论上已经确定了的有关真理。

当然，在战争中当事者遵循这种理论上的真理时，只是深刻地领会这些真理的精神，而不把它们看作外在的、僵硬的法则。

同样，在批判中也不应该把这种真理当作外在的法则或使用时完全不必重新阐明其正确性的代数公式来使用，而应该领会真理的精神，至于更精确和更详尽地证明这些真理，那可以由理论去进行。

这样，批判时就能避免使用隐晦不明的语言，就可以运用简洁的语言和清楚明白的观念当然，批判者在表达时不是经常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他应该努力这样做。

在表达时应该尽量避免运用复杂的词句和概念，决不要把补助线当作万能的工具来使用，必须让不受任何体系限制的洞察力来阐明一切。

然而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只在极少数的批判考察中能够看到这种虔诚的努力〈如果容许用这个词的话〉，而在大多数的考察中，由于某种虚荣心的驱使，却充满了炫耀自己博学多才的现象。

在批判中常见的第一种弊病是，把某种片面体系当作金科玉律，把它们滥用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这类体系的片面性是不难指出的，而且一经指出，它那法官式的威严就破产了。

在这里我们只牵涉到一定的对象，这样片面的体系为数毕竟不多，因此危害也不大。

另一种较大的弊病是滥用名词、术语和比喻，它们就象众多的宫庭侍卫一样尾随于各种体系之后，又象不法暴徒和散兵游勇一样，到处横冲直撞。

虽然有些批判者对任何一种体系都不满意，或者没有完整地学会任何一种体系，因而还不能完整地使用一套体系，但是他们有时仍然想从这些体系中至少抓住一鳞半爪，作为指出某一统帅行动的缺点的根据。

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如果不到处从军事理论中抓住一些片断当作根据，就根本不能进行批判。

这些片断中最小的就是术语和比喻，它们往往只被用作批判的论述的点缀品。

一切原属于一定理论体系的名词术语，一旦从原来的体系中被抽出来，当作一般的公理使用，或者当作比普通语言更有说服力的真理的小结晶体使用，那么，它们就会失去其原有的正确性，这是很自然的事。

因此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理论书籍和批判书籍不是运用朴实，简单的思考方式，使作者至少还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使读者还了解自己读的是什么，而是与此相反，充满了涵义不明和易生歧义的名词术语，以致读者和作者的理解很不一致。

但是，更坏的是名词术语往往只是些毫无内容的空话，甚至连作者自己也不清楚想用它们说明什么，他们安于模糊的观念，而在通常的用语中，这些观念是连他们自己也不会满意的。

在批判中常见的第三种弊病是滥举史例，炫耀自己博学多才。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历史对军事艺术起什么作用，下面我们还想用专门的章节谈谈对举例和战史的看法一个史实如果未经深入研究便加以引用，那么也可能被人用来证明完全相反的观点。

如果从相隔很远的时代和国家中，从极不同的情况中抽出三、四个史例拼凑在一起，往往只能引起判断上的模糊和混乱，丝毫也不会有说服力。

因为，仔细地把它们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它们是没有用处的，只不过是作者用以显示自己博学多才而已。

这些模模糊糊、似是而非、混淆不清、随意杜撰的概念对于实际生活有什么好处呢?几乎没有什么好处。

理论只要用了这样的概念，就始终同实践是对立的，就往往受到能征善战的将帅的嘲笑。

但是，如果理论能够切实地考察作战的各种问题，确定能够确定的东西，用简洁的语言加以表达，能够避免滥用科学形式和历史引证粉饰自己，能够真正重视事实，能够联系在战场上依靠洞察力指挥作战的人，那么理论就不致产生上述种种弊病了。

第六章关于史例

史例可以说明一切问题，在经验科学中，它们最有说服力。

尤其在军事艺术中更是这样。

香霍斯特将军写了一本手册，对真正的战争作了最好的叙述，他在手册中，认为史例在军事艺术中是极为重要的，而且他令人钦佩地运用了史例。

如果他不死于那次战争的话，就能把《炮兵手册》第四部分修改完毕，给我们提供一个更为出色的证明，说明他是以怎样的研究精神从经验中吸取教训的。

但是，一般的理论著作家很少能这样运用史例，他们运用史例大多不但不能帮助读者，反而会妨碍读者对问题的理解。

因此，我们认为注意正确地运用史例和防止滥用史例是很重要的。

作为军事艺术基础的各种知识，无疑都属于经验科学。

因为，虽然这些知识大部分是通过对事物的性质的认识而获得的，但这些事物的性质多半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认识。

而且，这些知识的运用方式在各种具体情况下是有变化的，因此仅仅根据手段的性质，决不可能完全认识其作用。

火药，这种现代军事活动的巨大的动力，它的作用是通过经验才认识到的，而且人们现在还在不断地通过试验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弹丸由于有了火药，其速度可以达到每秒一千叹，它可以杀伤它所碰到的任何生物，当然这是不言而喻的，是无需再通过经验就可以知道的事情。

但是更精确地决定这种作用的还有数以百计的其他条件，其中有些条件只有根据经验才能认识。

而且，物质作用并不是我们唯一应该注意的问题，精神作用也是我们应该探讨的，而要认识精神作用并给予评价，除了根据经验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方法。

在中世纪，当火器刚刚发明时，由于构造不够完善f它的物质作用自然比现在要小得多，但是精神作用却比现在大得多。

要想了解一支在危险中久经锻炼、通过多次胜利而对自己有最高要求的军队能够做些什么，就必须看到拿破仑在东征西讨时所培养和指挥的那些军队在猛烈的炮火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性。

人们单凭想象是决不会相信这些的。

另一方面，经验还告诉我们:在欧洲军队中现在还有一些几发炮弹就能打乱的军队，如鞑靼人的、哥萨克人的和克罗地亚人的军队就是这样。

但是任何一种经验科学，都不能使自己提出的真理总有史例作证，因此军事艺术的理论也是这样。

这一方面是由于每一个真理都用史例作证时过于烦琐，不可能做到，另一方面是由于用单个的现象也难以论证经验。

如果在战争中发现某种手段极为有效，那么这种手段就会被反复使用。

由于此行彼效，这种手段就可能流行一时。

这样，这种手段就通过经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在理论中占有了地位，在这种场合，理论只是一般地引用经验说明手段的由来，并不加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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