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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1页）

中国史学界没有个年鉴学派，没有人考证一下历史上的物质生活，这实在是一种遗憾——布罗代尔对中国物质生活的描述还是不够详尽——这件事其实很有研究的必要。

在中国人口稠密的地带，根本就见不到风车、水车，这种东西只在边远地方有。

我们村里有盘碾子，原来是用驴子拉的，驴没了以后改用人来推。

驴拉碾时需要把眼蒙住，以防它头晕。

人推时不蒙眼，因为大家觉得这像一头驴，不好意思。

其实人也会晕。

我的切身体会是：人只有两条腿，因为这种令人遗憾的事实，所以晕起来站都站不住。

我还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陈永贵大叔在大寨曾和一头驴子比赛负重，驴子摔倒，永贵大叔赢了。

我认为，那头驴多半是个小毛驴，而非关中大叫驴。

后一种驴子体态壮硕，恐非人类所能匹敌——不管是哪一种驴，这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证明了就是不借手推车，人也比驴强。

我认识的一位中学老师曾经用客观的态度给学生讲过这个故事（未加褒贬），结果在“文化革命”

里被斗得要死。

这最后一件事多少暗示出中国为什么没有年鉴学派。

假如布罗代尔是中国人，写了一本有关中国农村物质生活的书，人和驴比赛负重的故事他是一定要引用的，白纸黑字写了出来，“文化革命”

这一关他绝过不去。

虽然没有年鉴学派那样缜密的考证，但我也得出了结论：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影响到来之前，在物质生活方面有这么一种倾向，不是人来驾驭自然力、兽力；这就要求人能够吃苦耐劳、本分。

当然，这种要求和传统文化对人的教诲甚是合拍，不过孰因孰果很难说明白。

我认为自己在插队时遭遇的一切，是传统社会物质文明发展规律走到极端所致。

在人与兽、人与自然力的竞争中，人这一方的先天条件并不好。

如前所述，我们不像驴子那样有四条腿、可以吃糙，也不像风和水那样浑然无觉，不知疲倦。

好在人还有一种强大的武器，那就是他的智能、他的思索能力。

假如把它对准自然界，也许人就能过得好一点。

但是我们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发明了种种消极的伦理道德，其中就包括了吃大苦、耐大劳，“存天理、灭人欲”

；而苦和累这两种东西，正如莎翁笔下的爱情，你吃下的越多，它就越有，“所以两者都是无穷无尽的了！”

（引自《罗米欧与朱丽叶》）

这篇文章写到了这里，到了得出结论的时候了。

我认为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不提倡用脑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结果不但是人，连驴和猪都深受其害。

假设一切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意、不方便，都能成为严重的问题，使大家十分关注，恐怕也不至于搞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毕竟是些聪明人。

虽然中国人是如此的聪明，但是布罗代尔对十七世纪中国的物质生活（包括北京城里有多少人靠拣破烂为生）做了一番描述之后下结论道：在这一切的背后，“潜在的贫困无处不在”

。

我们的祖先怎么感觉不出来？我的结论是：大概是觉得那么活着就不坏吧。

有位西方的发展学者说：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

言下之意是说，有些人受穷，是因为他不想富裕。

这句话是作为一种惊世骇俗的观点提出的，但我狭隘的人生经历却证明此话大有道理。

对于这句话还可以充分地推广：贫困是一种生活方式，富裕是另一种生活方式；追求聪明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追求愚蠢则是另一种生活态度。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在追求快乐，另一些人在追求痛苦；有些人在追求聪明，另一些人在追求愚蠢。

这种情形常常能把人彻底搞糊涂。

洛克先生以为，人人都追求快乐，这是不言自明的。

以此为基础，他建立了自己的哲学大厦。

斯宾诺莎也说，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是自我保存。

作为一个非专业的读者，我认为这是同一类的东西，认为人趋利而避害，趋乐而避苦，这是伦理学的根基。

以此为基础，一切都很明白。

相比之下，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大不相同，认为礼高于利，义又高于生，这样就创造了一种比较复杂的伦理学。

由此产生了一个矛盾，到底该从利害的角度来定义崇高，还是另有一种先验的东西，叫做崇高——举例来说，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这是人先天的良知良能，这就是崇高的根基。

我也不怕人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反正我以为前一种想法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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