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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士人传播总论（第1页）

唐人新闻传播好比一辆三驾马车，由官方传播、士人传播和民间传播三骏共同牵引。

.Pinwenba.com其中，官方传播虽为驾辕主力，承载重负，把握方向，但两旁一起拉套的士人传播与民间传播也功不可没。

借用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官方传播属“宏大叙事”

，士人与民间传播则为“私人叙事”

。

贞观年间，太宗有一次曾与兼修《起居注》的褚遂良叙谈，说道：“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

一旁侍立的黄门侍郎刘洎，听了褚遂良的肯定回答后又补充一句:“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唐会要》卷63、《贞观政要》卷7。

两书对此事的记载，在时间上有所出入。

这个流传甚广的轶事，实际上关涉上述三种传播。

所谓卿（史官）必记之，乃指官方的宏大叙事；而所谓天下之人皆记之，则指“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以外的私人叙事。

官方传播并不能一手遮天，在它力所能及或不及之际，始终都存在着一个天下之人皆记之的广袤空间。

而这个空间大率由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两种传播类型所填充，亦即由百姓的心记而口传和文士的笔记而文传两大传播方式及其文本所平分。

以上几章集中探究了唐代的官方传播，下面几章将着力考察当时的士人传播与民间传播。

在此之前，应该明确一点，官方、士人与民间三种传播领域虽然各行其道，判然有别，但并非各自独立，了不相涉。

三者常常是彼此绞缠，互相包容，以至于有时弄得眉目不清，面貌模糊。

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形。

图中的三个圆代表三种传播领域。

它们既各行其是，如空白部分所示；又两相交叉，如斜线部分所示；同时还三方重叠，如黑色部分所示。

对此三者，需辩证地看，联系地看。

一方面，它们各因其特性而自成体系，并依“行规”

而自主运行；另一方面，它们又彼此开放，互相兼容，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合局面。

唐代的新闻传播，就是在这一简单而繁复、分殊而统一的局面里，全方位地展开的。

士的流变

诚然，“不少学者认为，在封建社会中，朝廷政命宣述为主的官方传播和下层民众口耳相传的民间传播以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士大夫阶层的传播活动”

徐培汀、裘正义：《中囯新闻传播学说史》，50页。

但是，当我们在官方传播与民间传播的两极之外再单列士人传播一极时，不得不面对一个逻辑上的诘问：士不也是民么？确实，按古代惯用的划分法，士、农、工、商一向是相提并论，而士又通称为“四民之首”

。

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从民间范畴中单另抽出士人一项，并使之在朝野官民的习惯序列之中鼎足而立呢？所谓三驾马车的划分根据是什么呢？不首先解答这个问题，谈论士人传播就显得名不正而言不顺了。

士人，亦即古代典籍中所说的“士”

，是中国文化传统里一个举足轻重的阶层。

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余英时，曾对中国历史上的士做过系统而精深的研究。

他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

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

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中国史上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士”

阶层似乎更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性，也似乎更能说明中西文化的异质之所在。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第2-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提到古代的士，人们总是首先联想到读书人、文化人或“士大夫”

。

而从历史上看，士的形象演变很大。

商周时期，士是贵族中的最低阶层，它的上面是“大夫”

，下面则是“庶人”

。

“下逮战国，士的地位已从贵族的末席转变为平民的首席”

同上书，自序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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