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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船政首任洋员监督日意格，原为法国海军低阶军官，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随法军来华，后在常捷军、中国海关任职。

日意格尽管并不是造船专家，但对船政早期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为船政大臣与西方技术雇员之间的总协调人。

但需要注意的是，日意格始终同时具有的法国海军军官身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船政档案、情报大量为法方掌握的情况。

机会终于来临，已经交卸常捷军统领职务的德克碑立刻返回法国，购买舰船图纸，商议船厂规划方案以及机械采购、技术人员招募等事，而后将整套计划寄到中国，由担任宁波海关税务司新职的日意格转交给左宗棠。

然而好事多磨，当时正值军务倥偬，左宗棠挥师南下追歼太平军残部，造船事务被暂时搁置，德克碑前往暹罗他职，日意格在海关任上，静静地等候左宗棠的好消息。

现在来看，左宗棠当时做出的造船、用人决策似乎非常突兀。

有观点认为，实际是因为左宗棠感受到了一个强烈的刺激。

1864年，督抚两江的曾国藩、李鸿章师徒接连上奏清政府，请求在上海设厂自造轮船，即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虽然受曾国藩提携才得以一步步登上官场宝座，但是左宗棠因为曾国藩将攻陷太平天国都城的伟功预留给其弟曾国荃，而对曾氏兄弟心怀忿忿，反目成仇。

对李鸿章，也因为其属下的淮军追击太平军时一度越境进入过浙江，而视其为大敌。

此刻，曾、李二人在上海开厂造船，眼见就可能开创中国第一，对左宗棠的刺激程度可以想见。

就这个意义上而言，江南制造局的营建成了后来福建船政诞生的催化剂之一。

另外就设立船厂引进技术而言，当时世界上造船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主要是英、法两国，受阿思本舰队事件的负面影响，且自己也没有合适的英国合作人选，左宗棠很自然的选择就是法国，而恰好正有两名&ldo;驯顺&rdo;的法国人可以帮助居间出力。

需要看到，德克碑、日意格实际只不过是法国海军的普通低级军官，对于蒸汽军舰的设计、建造没有任何经验。

左宗棠脑中非常明了这一点，曾称日意格不懂造船，德克碑只是略知皮毛，只不过因为他们与左宗棠在其他领域有过成功的合作而被信任，他们将来扮演的角色其实类似于中国官员与外国技术人员之间的协调人，即船政建厂造船计划技术项目的总承包人，并不是真正的技术工程师。

西湖的烟波中，闽浙自造军舰的大幕就这样缓缓开启了。

船　政

1864年末，江浙赣等地的太平军残部纷纷退往福建、广东。

左宗棠遂率楚军挥师南下，经过近一年的血战，最终在1866年2月攻破太平天国嘉应州，彻底扫除了南方太平天国余烬。

4月3日，左宗棠返抵福州督署，四境初平之时，自造轮船的计划自然而然就重新提起。

6月25日，左宗棠具折上奏清廷，正式申请设厂造船，而且提出了设立学堂培养人才的不俗计划，使得闽省的造船工程更与众不同。

这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长篇奏折，尽抒胸臆，志在必得地将其自造轮船的全部构思和盘托出。

从海防、民生、漕运、商业四个角度加以分析，论证&ldo;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rdo;。

并详细阐述了其对设厂造船的各项计划安排，表明这个设想已经非常成熟，具有可操作性。

议论奇警地指出&ldo;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

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

&rdo;（7）

船政基址界碑，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收藏。

照片拍摄：陈悦。

透过这份奏折，今人对左宗棠自造轮船的创想无疑应当予以充分肯定，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其无法摆脱的时代局限性。

出于想要节省经费的考虑，左宗棠将所要建造的蒸汽船的功能定位为亦商亦兵，并不明白军舰和商船存在质的区别。

而且左宗棠对于轮船造成后的维持经费想得有些不切实际，认为&ldo;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藉以捕盗而护商，益可习劳而集费，似岁修经费无俟别筹&rdo;（8）。

这些缺失客观上都为此后船政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全无近代工业基础的国家在蹒跚起步时很难回避的先天不足。

左宗棠的奏请在清廷中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奏上后仅仅几天就得到了明确批复，同治皇帝作了上百字的朱批：&ldo;……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

该督先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rdo;（9）闽浙建厂造船就此定议。

经过考察，左宗棠在福州城郊的马尾选定了婴豆山下中岐乡靠近马江边的一块宽130丈、长110丈的田地作为厂址。

建厂的经费从闽海关的四成洋税下划拨四十万两银，另从六成洋税下每月划拨五万两银作为运行费用。

（10）与后来从各省协款的北洋海军经费相比，船政的经费来源单一，闽海关又是当时收入仅次于江海关的富关，且设在本省，较易沟通，更具可靠性。

建厂的技术则主要依靠西方，作为技术工程总承包人的法国人德克碑、日意格就此先后到福州签订合约。

正当设厂工作万事待举之际，9月25日清政府寄谕，鉴于捻军西犯，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负责平定西北，由漕运总督吴棠接任闽浙总督，兼管船政。

由于和新任总督吴棠并不熟悉，担心由其兼管可能会导致船政的建设偏离自己设想的轨道。

为了不使自己一手开创的事业脱轨或中途遭受挫折，左宗棠上奏清廷请求派员直接管理船政事务，意图抢在新任总督尚未到任前先将过这部份权力夺出，一位正在家乡守制的福州籍官员进入了左宗棠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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