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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6章 不主张对日抵抗（第2页）

事变以前的状态，而是应该中日两国都从中国东北撤出武装力量，中国东北由西方列强各国共管。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

日本于3月28日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致使国联的调查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

之后的事实也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未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

因为报告书不敢谴责日本的侵略，公然鼓吹“满洲自治”

，由“国际合作”

共管，企图将中国的东北变为西方各大国共同的势力范围。

国内很多人坚决反对这个报告。

而胡适却撰文赞扬这个报告，说它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

；并称赞李顿调查团是“审慎的考查”

，“公平的判断”

，“为国际谋和平的热心”

，“他们这七个月的辛勤工作，是值得我们的感谢和敬礼的”

。

对于所谓“满洲自治”

，胡适也表示接受，说他“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

。

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受到了郑螺生等人的质问与批评。

但一一方面，胡适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接连又写了《国联新决议草案的重大意义》、《国际调解的前途》、《国联报告书与建议的述评》等多篇文章，还是希望通过国际的“调解”

，来解决中日问题。

只是，在另一方面，胡适也清楚的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只相信武力，根本不顾世界舆论。

胡适也明显感觉到对国联不能抱太高的期望，必须强调民族自救。

他说：“我们到了这个时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国联的藤牌来姑息自己了。

世界各国是否能长久容忍日本的挑战态度，是否还有联合起来共同制裁一个害群之马的决心，——那都不是我们所应该特别重视的。

我们不能倚靠他人，只可倚靠自己。

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

无论国际政治如何变化，一个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人的同情与援助的。

幸运满天飞，飞不到不自助的懒人的头上!”

各阶层的爱国同胞，特别是热血青年，都奔走呼号，要求政府抵抗侵略，拯救国难，抗日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

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

1933年4月，西安有一位徐炳昶先生，是《独立评论》的“准社员”

，主张抗日。

他给《独立评论》写信，希望《独立》的朋友联合发一个宣言，“主张坚决的战争”

。

并询问胡适近来的意见若何?

胡适却仍坚持他的不抵抗主张，回答徐炳昶说：“徐先生特别要知道我对于主战的意见，我可以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

……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

我极端敬仰那些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

1933年，日军又侵占热河，大举进攻关内，直逼长城以南，平津华北形势十分危急。

国民党政府束手无策，又只好谈判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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