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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0章（第1页）

分歧就出在第三点上。

参加会议的共11人，南满有金日成、徐哲、安吉，吉东为周保中、柴世荣、季青、崔石泉、王效明，北满是金策、张寿篯、冯仲云。

苏联方面可能估计到会有不同意见，会前分别与这些人交谈。

据说，多数人没有直接表态。

事关重大，从前线回来的人，一时也真难道是否，而且这是&ldo;阶级祖国&rdo;的意见呀。

以周保中为首的，应该说是为数不多的人认为，中共党领导自己的武装力量是不可更改的原则，东北抗联只能是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联军。

由苏联同志担任抗联总司令，将会是苏联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不符合共产国际规定的兄弟党互相关系准则。

如果这样做，有朝一日苏日战争爆发，在东北境内出现的就不是中共党领导的抗联了。

周保中也与抗联各领导人谈话，争取支持。

12月20日，以周保中、张寿篯两人的名义，向王新林递交一份郑重声明，大意如下：原来会议通知中共中央代表将参加会议，东北抗日游击运动与苏联远东军的关系，应由中共中央代表研究决定。

现在既然没有中共中央代表参加，我们只能继续执行第一次伯力会议的原则精神，这些问题也只有我们东北党组织讨论，加以批准才行。

因为，第一，东北的抗日游击运动，不论其现在形势如何，都是中共党整个革命斗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党组织领导游击运动，一切问题必须由党组织决定。

第二，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接受你的直接领导，这是属于临时的特殊状态。

第三，东北抗日游击队与苏联远东红军间的关系问题，中共东北党组织需要依照中共党的战略和策略的一贯精神，做出自己的规定。

因此，要求王新林作为会议的召集人对这次会议的性质、任务及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并要求由东北党和游击队的领导干部先召开一次预备会议，集中讨论东北的全部问题。

从1940年12月下旬到1941年1月上旬，由东北党和抗联11人参加的第二次伯力会议，形成下述议案：一、此次会议的性质，是&ldo;满洲全党代表会&rdo;。

二、会议一致同意第一次伯力会议的决定。

三、为实现满洲党的统一集中领导，由各省代表选出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暂以3人为限，由大会直接选举书记1人，委员候选人魏拯民、周保中、金策，临委机关暂设伯力，另请一位联共同志给予工作上的指导。

四、派遣代表建立与中共中央的关系，经中央批准，要求国民政府将东北抗联编入全国抗战军队系统之内，求得经济物品之补充。

五、关于军队问题，设总司令部，总司令周保中，副总司令张寿篯，政委魏拯民。

上述议案，须待中共中央同意后才能生效。

1938年11月2日，前面曾引用过的《周保中关于满洲党的工作情况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信》中说：

最近东北游击运动已经临到败退和解体的危机，我们应该有组织有秩序的退守保持相当实力呢？或者是一任其自然的最后与敌人拼斗，这是须要立待解决的问题。

抗联究竟何去何从？难说其他领导人何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周保中的这段话则是个明晰的信号‐‐已经到了必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1940年6月12日，即第一次伯力会议后3个月，《周保中赵尚志给&tis;&tis;&tis;（原文如此，应为&ldo;王新林&rdo;‐‐笔者）的报告信》中说：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领导民族解放斗争而经过牺牲流血的代价的（是）什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在处在全中国长期抗战将要进入反攻的第二阶段，而我们东北游击运动的孤立现状并未消除，并且被敌人压逼到极端缩小和极端困难的地步。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东北民族解放斗争曾起过有重大历史的意义。

现在是否能继续这一斗争，用什么具体的有力的方法来继续斗争，这是目前须要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

我们认为，有必要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求得直接解决，因此我们向您提出请求：我们想派遣主要干部担负全权代表，经过您方面给以交通旅行的可能。

能使我们的代表经过伊尔库茨克转到入中国新疆省，向陕西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去。

无论用国际普遍交通旅行的办法或特殊办法或政治犯越境犯的办法，只要把我们的代表遣送到中国去就行，这个问题请你用电报通知我们。

又我们在您处的时候，请求您代转给中共中央的信和寄往重庆新华日报的信，已经交到了是没有交到，请您答复。

此类文字，在许多文件中都能见到。

在关于召开第二次伯力会议的&ldo;指令&rdo;中，王新林说将有中共代表参加会议。

翘首以盼的与会人员陆续到了，却没有。

直到12月16日，苏联方面才正式告知中共代表不能来了。

是这期间有何变故不能来了，还是原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儿？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这时不就在莫斯科吗？苏联可以把抗联越境官兵送去新疆，让东北党和抗联的全权代表经苏联取道新疆去延安，不是挺容易吗？还用周保中指点吗？况且苏联在延安驻有观察组，电报联系、转达，不是更方便吗？

有人认为，苏联是想把抗联这支武装掌握在自己手里。

金策不想&ldo;过苏联&rdo;

蒋泽民老人说：

1936年冬，2军让我和黄延恩去苏联学习。

他也是个战士，皮鞋工人出身，离休前是阜新市敬老院院长。

还有3个人，一个是东满特委巡视员钟子云，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另两个是朝鲜族人，一个是向导，那一个不知道什么身份，也不知道去苏联干什么，半道上冻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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