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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第1页）

参与者都被置于不同程度的监视下，并被问及他们对大麻合法化持何种观点。

结果受到&ldo;威胁&rdo;的研究对象，即他们被告知自己的陈述将会被警方用于&ldo;培训目的&rdo;，则更倾向于谴责吸食大麻，并会在语言中多用第二、第三人称代词（&ldo;你&rdo;、&ldo;他们&rdo;、&ldo;人们&rdo;等）。

只有约44的被监视研究对象支持大麻合法化，而未受到&ldo;威胁&rdo;的研究对象中，支持的比例则高达77。

显然，31的受监控参加者都会不自觉地寻求研究人员的认同（例如会询问：&ldo;这么做对吗？&rdo;），而在另一小组中这一比例只有7。

受到&ldo;威胁&rdo;的参与者也会在焦虑和压抑感方面得到更高的分值。

怀特和津巴多在结论中这样表示：&ldo;威胁或是政府监控的现状可以在心理上束缚言论自由。

&rdo;他们还补充道，因为他们的&ldo;研究设计并未考虑到&lso;避免集会&rso;的可能性，他们预计&lso;因监控威胁所导致的焦虑将会使很多人完全回避这种情况&rso;&rdo;，因为他们可能会受到监视。

&ldo;由于这种假设不仅限制了他们的想象，政府和机构侵犯隐私的曝光也在平素里鼓励了大家如此行事，&rdo;他们写道，&ldo;所以疑神疑鬼和合乎情理的小心谨慎之间的界限变得日渐模糊。

&rdo;

的确，监控有时可以促进那些在部分人眼中的可取行为。

有研究发现，安装监控摄像头可以使得瑞典足球场的球迷向赛场内投掷水瓶和打火机这样的粗暴行为大幅降低65。

大量有关洗手的公共卫生文献也在不断证实，若身边有旁人，一个人上完洗手间洗手的可能性就会提升许多。

可是更重要的是，受到监控的后果是个人的选择被严重束缚。

即便是在最亲密的场合下，诸如在家庭中，监控也会使一些无足轻重的举动变成自我评判和焦虑的根源，这些都是由于受到他人观察所致。

在一项英国的实验中，研究人员为研究对象身上配备了定位装置，与其家庭成员保持密切联系，由此随时可获取每个成员的准确位置。

如果某人的位置被人获取，他会收到一条信息提示。

而当每次有家庭成员定位某人时，他也会收到一个问卷，询问他为何如此，以及所得到的信息是否符合预期。

在任务报告中，参与者表示有时他们会觉得被定位并无碍，可如果当他们身处一个意料之外的地点，家人对他们的行为&ldo;想当然地&rdo;做出判断时，他们也会觉得非常焦虑。

即便是选择&ldo;隐身&rdo;功能，关闭位置共享功能时，这对消除焦虑也毫无帮助。

许多参加者称，避免被监视本身都会令人生疑。

研究人员由此得出结论：

我们对日常生活有些琐事根本无法解释，因为这些也许完全不重要。

但是由于追踪装置的存在……使得这些琐事看似很重要，由此引发相当程度的责任感。

这就会导致焦虑感，而在亲密关系中更是如此，人们会为他们无法担负的责任感受到极大压力。

在芬兰的一项实验中，对监控行为进行了极端的模拟，在研究对象的家中除卧室和洗手间之外都布满摄像头，所有的电子通信都受到追踪。

虽然，在各种社交网络上该研究的广告满天飞，但是研究人员就连凑够10个家庭参加实验都颇有难度。

那些报名参加的人员对该项目过多干涉日常生活而怨声载道。

有人在家中裸露身体时感觉不自在，有人在淋浴后梳头时感到若干摄像头正对着自己，还有人在注射药品时感觉自己受到了监控。

人们无伤大雅的一举一动，在被人监视时即刻增添了不少重要内涵。

研究对象在开始时认为监控令人生厌，但是他们很快&ldo;对之习以为常&rdo;。

当这种深度入侵行为成为常态后，便转化为寻常的生活状态，也就不再受人注意了。

正如实验表明，种种表现说明人们希望能够保持个人隐私，即便这些表现当中并不包含所谓&ldo;错事&rdo;时也依然如此。

隐私是大量人类行为中不可或缺的成分。

如果有人打过自杀热线或是曾去过堕胎诊所，或经常光顾性爱网站，抑或曾在康复诊所做过预约，或是接受过某些疾病的治疗，以及曾对记者有过爆料等，还有诸多理由让人们希望让某些行为保持私密状态，而这些与非法行为或行为不轨毫无瓜葛。

总而言之，人人都希望有所隐藏。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巴顿&iddot;格尔曼这样表述了这一观点：

隐私是个相对的概念，具体取决于观众是谁。

你不会希望雇主知道自己在四处觅职。

你不会对自己的母亲或子女和盘托出你的感情生活。

你不会将商业秘密告知竞争对手。

我们不会不加区分地将自己完全示于众人，同时我们也会小心地应对谎言，这都是理所应当。

在正直的公民中间，研究人员一致发现谎言是&ldo;一种常见的社交互动&rdo;。

（大学生们每天会经历两次谎言，在现实世界中是每天一次）……全面透明势必是一场噩梦……人人都需要有所隐藏。

为监控进行有力辩护的观点称，监控行为符合所有民众的利益，这是基于将世界分为非黑即白的观点。

根据这种观点，权威机构仅仅是针对坏人使用监控权，即针对那些&ldo;有不轨行为&rdo;的人，只有这些人才会担心他人窥探自己的隐私。

然而，这不过是故伎重演。

早在1969年，《时代周刊》就曾刊文探讨国人对美国政府的监控力量正变得日益忧心忡忡。

尼克松的司法部长约翰&iddot;米切尔（johnitchell）安慰读者称：&ldo;任何没有涉嫌非法活动的美国公民都没什么可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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