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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2页）

这样一来，吴奎无话可说，不敢不出；王陶也心安理得，坦然接受；至于舆论，自然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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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司马光简直就是当宰相的料。

司马光也是一个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人，对帝国的弊端和隐患更是看得清清楚楚。

嘉祐七年（1062）五月，他给仁宗皇帝写了一封信，洋洋洒洒，下笔千言。

其中最让人不得不佩服其先见之明的，是这样一句话：臣恐国家异日之患不在于他，在于财力屈竭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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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正是宋神宗要变法的重要原因吗？

何况司马光道德品质无可挑剔，学识才华难有人及。

即便在那群星璀璨人才辈出的时代，他也是出类拔萃的。

那么请问，司马光为什么没能成为熙宁年间的领军人物？

首先恐怕是他不能让皇帝十分满意。

就在韩琦罢相的第二天，司马光被召到延和殿。

尽管此刻他那御史中丞的官衔前面还有一个&ldo;权&rdo;字，也就是&ldo;暂时代行&rdo;之意，但对皇帝的咨询依旧知无不言。

话题很自然地就谈到了人事。

司马光问：陛下知道薛向的为人吗？

薛向是理财高手，正是帝国急需的人才，人品却似乎有争议。

其实，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薛向品质恶劣。

但在正统士大夫看来，善于理财肯定是小人，肯定见利忘义。

王安石变法备受争议终至失败，这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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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就连神宗皇帝也未能免俗。

他说，薛向固然很难说是正人君子，只不过会理财，也懂边防。

司马光说：理财确实会，边防未必懂。

接下来又说到另一个人，司马光也不以为然，甚至给他戴上了&ldo;jian邪贪猥&rdo;的帽子，皇帝便突然不高兴起来。

他对司马光说：朕每次有任命，朝野上下就议论纷纷，闹得沸沸扬扬。

风气如此，只怕不是好事。

司马光说：不，这是天大的好事。

知人善任可是尧舜都感到困难的，何况陛下刚刚即位？万一用了jian邪，台官谏官都明哲保身一言不发，岂不坏了陛下的大业？

神宗又问：吴奎阿附宰相吗？

司马光答：不知。

神宗再问：巴结宰相和巴结皇帝，哪个好些？

司马光答：都不好。

前者固然是jian邪，但，一味迎合主上，揣摩圣意，见风使舵，也不是正人君子。

这就是皇帝不想听的话了。

什么叫不迎合？难道唱反调就好？难怪朕指挥不动，也难怪不是今天这个罢工，就是明天那个称病，原来他们满脑子是这种思想！

哼哼，此风断不可长，此人也得再看一看。

于是第二天，司马光便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御史中丞则换了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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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凭这一点，司马光就只能待命。

其实即便没有这些插曲，熙宁年间的司马光恐怕也只能在洛阳专心致志编撰《资治通鉴》。

因为他虽然看到了帝国的弊端和隐患，也主张改革，却反对变法。

在那封写给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中，此公明确指出解决财政问题的出路是节约开支和藏富于民，改革的关键也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在于择人，不在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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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旧制度没有问题，问题出在用人不当。

既然如此，司马光怎么可能赞成变法？更麻烦的是，司马光并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只是一味地讲修心治国善于择人之类的大道理，这种空话又岂能解帝国的燃眉之急？[39]

能让神宗为之一振的，便只有王安石。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神宗皇帝看中的人，他起用这两个新锐前后只差一天，头一天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第二天就任命司马光为翰林学士，时间是在神宗皇帝即位的三个月之后，可见皇帝的另眼相看和迫不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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