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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第1页）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lso;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rso;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lso;痞子会&rso;，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lso;左&rso;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lso;开除&rso;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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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苏维埃运动（上）

关于一九二七年春天发生的引起很多争论的事件，我和毛泽东曾有一次谈话，我觉得完全有必要在这里一提。

这并不是他向我口述的自传的一部分，但是，作为他个人对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一生经历中的转折点的看法，在这里提一下，还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问毛泽东，在他看来，对于一九二七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谁应负最大的责任。

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ldo;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rdo;。

他认为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

毛泽东解释说，鲍罗廷完全改变了他的立场，他在一九二六年是赞成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一九二七年又竭力反对，对于自己的摇摆没有提出任何合乎逻辑的根据。

&ldo;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rdo;毛泽东说：&ldo;他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子。

&rdo;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ldo;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rdo;。

据毛泽东说，他&ldo;能说，而且说得太多了，却不提出任何实现的方法。

&rdo;毛泽东认为，客观地来说，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

&ldo;陈独秀实在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

武装起义的现实终于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

他不能再看清当时的形势。

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陷于惊惶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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