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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理论升华儒家伦理思想和现代市场经济（第1页）

在儒家这里，人始终是一种人伦关系的存在物，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宗法群体而独立存在，都是具有维护宗法群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自觉理想的互助个体，因此，人的本性被归结为人的道德属性，人格理想也不过是人的道德本性的完善和升华。

.Pinwenba.com这样，儒家的人学思想也就是他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或者说，儒家的伦理思想乃是它的人学思想的展开，这就决定了儒家致思理路的伦理特色。

儒家伦理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宗法社会最完整、最典型的观念表现，乃是“人对人的依赖关系”

的一种理论升华。

它构成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中既有其严重的历史局限性和封建性的糟粕，从总体上讲，它已经是过时了的、陈旧的东西，但同时它又积淀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群体智慧和对人生的关怀。

这作为一种文明成果又具有同现代共时性的一面，包含着一些合理的成分。

这些智慧和合理性成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特别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只要经过认真地清理和切实地改造，是能够成为有价值的传统的文化资源的。

第一节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

儒家伦理是建立在小农自然经济、封建宗法社会和专制王权基础上的，是对封建社会道德观念的系统的理论思考。

它作为“人对人的依赖关系”

的社会形态的理论升华，是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的，因而成为一种多层次、多方面、动态的思想系统。

尽管如此，由于其共同问题意识和致思理路，又显示出它相对稳定的总体风貌，这种风貌具体表现为宗法性、哲学化、实践性三大特征。

一、儒家伦理思想的宗法基础

儒家伦理的宗法性质是由中国古代社会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带来的，侯外庐把中西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不同路径概括为：“古典的古代就是从家庭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的古代则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就是所谓社稷。”

这种家国的奇异结合产生了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制度，同时产生了与此相适应的儒家宗法伦理思想。

首先，儒家的道德规范体系具有宗法性质。

道德调整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因而调节关系的规范亦多种多样。

但庞杂的规范体系总是建立在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也即道德原则之上的，这些基本的道德规范调整的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这既是道德规范体系之所以合理的基础，又是社会秩序之所以稳定的保证。

那么中国古代宗法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有哪几类呢？儒家认为是君臣、父子、夫妇等几类社会关系。

孔子与齐景公的对话中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把君臣与父子相对举，把社会基本关系概括为君臣、父子关系。

后来子思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夫妇”

、“兄弟”

、“朋友”

的人伦关系，不过颇有意味的是，子思把父子关系置于五伦之首，似乎较孔子以君臣为首的排列更突出了人伦关系的血缘宗法性质。

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强调“夫妇”

一伦：“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这种对血缘宗法的强调实际并不和孔子思想相矛盾，而是对其以孝为仁之本的思想的合乎逻辑地发扬。

经由子思的概括，五伦已确定。

后期儒学又在此基础上抽象出“十义”

。

《礼记·礼运篇》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

这里贯穿的内在逻辑仍是子思的逻辑，即由父子到君臣，也是由孝到忠的逻辑。

这体现了儒家伦理的宗族性和政治化的纠缠不清，其根本原因还是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

正是如此，五伦中提升出“三纲”

的首先是法家的韩非，这里的“提升”

是从道德层面到政治层面的提升。

对儒家来说，由道德转为政治是轻而易举的事，对于韩非而言，困难在于他把“三纲”

仅仅作为政治的纲领，而试图抛弃这里的血缘宗法的前提和基础，他的这种企图以及由此出发的政治主张导致了秦朝的灭亡。

汉初的董仲舒把“三纲”

置于血缘宗法的基础之上，不但弥补了韩非的断裂，还找到了终极的依据，“五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春秋繁露·基义》），真正确立了支配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最基本的“三纲”

道德原则。

“三纲”

之下还有五常的德目，即仁、义、礼、智、信，它在孔子的仁学体系里已有论述，孟子随后从孔子提出的众多德目中抽出仁、义、礼、智四德，并把它们植根于人心，视为孝悌情感的自然发展。

后来，董仲舒把孔子提出但被孟子忽视的“信”

补入，构成仁、义、礼、智、信五常。

可以说，古代社会道德规范体系都是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展开的。

“三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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