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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宗法社会中权利和义务的失衡2（第1页）

第二节儒家经邦济世的治国主张

人必须以社会的形式存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理想的人类社会的设计和追求，尤其像春秋战国那样动荡的年代。

.Pinwenba.com春秋乱局，国与国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斗争的残酷、无序为史上少有。

“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

（《史记·孟荀列传》），诸侯国战争频仍。

“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

（《墨子·节用上》），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矛盾日益尖锐，他们“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

，“以为美食刍豢蒸灸鱼鳖”

，使人民“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

（《墨子·辞过第六》）。

在这种局势下，一个理想社会的设计以及如何去实现这一理想社会就成为思想家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如果说，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具有更多的相似性，那么，对于实现理想的具体途径的取舍，则呈现出很大的不同，其中有代表性的三种主张是道家的无为去争，法家的以杀去杀和儒家的刑仁讲让。

老子把理想社会描述为：“小国寡民，使民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阵之。

使人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至死不相往来。”

（《道德经八十章》）显然，这样的描述含有反文化的意味，其“绝圣弃智”

、“绝仁弃义”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等达到理想社会的最根本途径，本质上也是反文化的。

法家的理想是一个“一断于法”

的秩序井然的社会，他们认为“争”

为恶之源，不过他不是转向无为，恰恰是以“争”

抗“争”

，以更积极的姿态去干预世事，以刑、赏二柄来实现治理社会的目的，“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

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

（《韩非子·六反》）。

“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

（《商君书·画策》）。

其实，道法两家观点看似相反，却有着相通的文化因子，李泽厚从政治智慧的角度揭示了由道转法的文化内在机缘。

葛兆光则从文化的角度作出了新的阐释。

但就两家现实的应世策略而言，或者过于消极，如道家逍遥退避，不争不欲，因其无为而见弃于世；或者过于激进，法家的以杀去杀的现实品格尽管一度获其大用，但终因过于暴烈激进，而随秦亡而隐。

“居两用中”

，并最终成为二千年封建王朝的治国方针和理论基础的是儒家的“刑仁讲让”

。

儒家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个大同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美满的社会，因而也是一个无讼的社会。

孔子理想的尧舜之世，便是一个无讼的世界。

据《史记·五帝本纪》载，舜时“历山之农者侵畔，河滨之渔者争抵”

，为此舜亲耕于历山，亲渔于雷泽，使“历山之人皆让畔”

、“雷泽之人皆让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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