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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4页）

而被诬蔑为“中国的马尔萨斯”

，横遭迫害。

但他未因此而改变自已的观点，坚持真理，在所不辞。

正义者，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亲，不违心，只唯真理。

田家英是这样的人。

他在整理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讲话时，为了保护可能遭伤害的同志，毅然删去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等涉及彭德怀的内容，使自己背上了“篡改毛泽东著作”

的罪名。

正义者，他的心永远和人民联在一起，敢于替人民说话。

彭德怀是这样的人。

他的《万言书》和催人泪下的《故乡行》：“谷撤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

流露的是一片为民分忧的挚情。

“廪然相对敢相欺，直干临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只有蛰龙知”

。

苏轼这首诗是以桧树来比喻和赞扬人的正直。

一个人要想立身于世，必须有正义的宝贵品质。

富有正义感，才能表现出崇高的理想意向，才能求真、向善、爱美。

“主持正义者，必有大放异彩之日。”

墓志铭的启示

墓志铭，是古人记述生平传略，留名后世的一种诔文。

思想境界不同的人对这种身后名的态度也不同。

唐代有位叫吕温的人，他的祖父、父亲都有盛名，官位很高，他家有一条规距就是“碑志不假于人，皆子孙自撰”

，原因就是“欲传庆善於后嗣，儆文字之荒坠。”

宋代大诗人陆游，对墓志铭的态度是“自记平生大略”

授与子孙，“溢美以诬后世，岂吾志哉！”

不愿以不实之辞诳后世人。

这都是“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

的行为，自身磊落，不浮名于身后。

墓志铭多请人作。

也有不愿为人作“溢美”

之辞的和不得已为人作铭的。

元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讲到有位叫胡汲仲老先生的事。

当时有位罗司徒奉钞百锭，请胡仲汲为其父作墓铭，先生怒曰：“我岂为宦官作墓铭邪！”

当时他家正缺粮，儿子和朋友都劝他接受，但他坚决却之，表现出他“刚介有节”

的品格。

而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是一个有时不得已委心为人作铭的人。

韩愈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有“文起八代之衰”

的地位，他的散文、诗、赋都有很大成就。

他一生中，也应人之邀写过许多墓志铭，有时是违心地吹捧死人，以致有“谀墓”

之讥。

据说有个叫刘叉的人，曾公然拿走韩愈为人作墓志铭所得的酬金数斤而去，还说：“这是阿谀墓中死人得来的钱，不如给我姓刘的祝寿吧！”

韩愈本人对这类事也感到厌恶。

他曾说过“大好则大惭，小好则小惭”

的话，就是每受到赞扬时他反而感到惭愧。

尽管韩愈为很多人作铭，但真正象柳宗元那样为后人称道的有几个呢？有的人不用说经不起历史的淘汰，恐怕连一时的声名也难维持。

而真正有实绩的人，何需靠别人的吹捧呢？宋朝以诗并称的“苏黄”

之间有这样的轶事：有一次，苏轼在孙莘老处，看到黄庭坚写的诗，苏轼“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

当孙莘老告诉他黄庭坚其人后，要东坡为之扬名。

东坡说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

可见，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只要脚踏实地地去做，努力充实自己，尽管有时不被人理解，但终有大放异彩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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