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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法国戴密微关于王梵志年代的拟议（第2页）

可见汉代的《尚书大传》已有“唾汝毋干”

的表述。

《管锥编》所记《能改斋漫录》引太公语，误脱后两句。

全语为：“骂汝毋欺，唾汝毋干。

毋欺毋干，是惟艰难。”

这与梵志此诗“逢难傥能忍，能思最为难”

（笔者按：“能思”

疑是“能忍”

之误）的意思完全一致，也可说明梵志诗直承太公语意、所以戴密微谓此诗必作于娄师德给其弟作此规诫之后，又再向后推延到娄师德六九九年死后的八世纪，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戴密微教授选取一首诗先定出大致年代作为控制点的方法虽好，但所选的“点”

不够典型，推论的过程更不严密。

因而不能起到“制高”

的作用。

其次，我们来看所谓王梵志的诗“只能是动乱时期的反映”

这一论断的合理性如何。

我们完全同意说王梵志的诗“着重的反映平民百姓的要求”

，但我们不能同意他的进一步推论，即：这种暴露黑暗，鞭挞罪恶，为民执言的主题，只能产生在像安史之乱那样的动乱时代，在贞观、开元之时的初唐、盛唐，只能产生歌颂的主题和欢乐的情调。

戴密微正是基于这一前提（虽然他没有如此明言），才推导出王梵志的诗是在属于八世纪的安史之乱这一动乱时期写作的。

是的，《毛诗序》有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这个论述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是很有见地的。

但应当认为，这是就整个时代文艺创作的基本特点而言，不是就每一位作家的每一部作品而言。

在总的时代精神或时代风格之下，仍可以有少数或个别作家、作品的不同精神或不同风格：在太平盛世可以有暴露的主题；在动乱时代可以有对局部地区或个别清官廉政的歌颂。

它们或者更深刻一些，或者也是一种补充、映衬，因之也可以有名家名作。

对于文艺创作，不宜持简单化、机械化的观点。

王梵志，我认为他是经历了贞观盛世这一历史时期的。

但他也经历过贞观盛世之前的艰难痛苦的过渡时期，他对此的感受更为深刻：特别是他一直生活在民间，是创造这盛世的一名牺牲者。

他的诗，是婴儿降世前母亲的阵痛；他的歌，是为熊熊炉火提供能源的幽深坎坷的煤矿底层的呻吟；他的心，是与这盛世的享受者的欢乐全然两样的。

像杜甫《忆昔》那样的诗，我们只能知道“小邑犹藏万家室”

的盛况，却不能知道它们是怎样来的，曾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也不知道在盛世之前是否也一直是“男耕女桑不相失”

。

现在有了王梵志的诗，边境的白骨，内地的哭声，官吏的贪婪，为富者不仁，僧尼肥肥胖胖，生缘衣食无着……我们明白了：贞观之治原来是建立在鲜血白骨、眼泪汗水之中。

这正是王梵志伟大之处，他比同时代的作家清醒而早熟。

他的暴露主题先行一步，因而深刻一层。

他的诗作恰好为初唐文学补足了一个重要的方面，正好反映了在封建社会，即令英明之君也是不能全扫那剥削和罪恶。

我们可以说，由于王梵志是真正的民间诗人，所以他在初唐呕心沥血地创作，“写出个个笔下所无”

的风格。

以前的评论者曾指出王梵志诗作的“怪僻”

，“反常”

、“骇俗”

等，却没有深思这种特点的由来及意义。

戴密微对诗人创作的这个“面”

也是把握住了，然而终因一念之差却把它视为动乱年代的产物，他对这个“面”

的理解就和作品实际相距甚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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