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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国家权力进入边陲社会的历程（第1页）

洮州的厅治和府治所在地，今临潭县新城镇，依然保留着600年前的军事设施:巍峨雄壮的城墙护卫着这座边地重镇，南城门历经沧桑但风韵犹在，朵山之下城墙之上的烟墩、碉楼见证了古往今来的时事变迁。

大凡边陲社会皆可能与军事、战争有关，以至于政治或者说军事传统，深深地嵌合于地方经济、社会政治、农耕活动、生态仪式等社会结构之中。

3.1.1朝廷为何“西顾情殷”

洮州古为番戎地，是游牧者的乐土。

从发展农业角度看，“洮州地属边陲，气候过凉，每岁除三伏外，寒多热少”

，此间稻菽不生，棉麻不产，生态脆弱性十分突出。

然而洮州“西控诸番，东屏两郡，南俯松叠，北蔽河湟”

，其战略地位十分明显。

洮州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带，是出入内藏的门户和连接汉藏的桥梁。

明代乌斯藏僧俗、贵族入京朝贡，经洮州转奏者不下二三十次，因经商、拜佛、议政而前往乌斯藏的人也不在少数。

史载:“洮岷州诸卫送各族番人赴京，多至四千二百人。”

正是因为非同寻常的战略位置，洮州发展出一个军事经济的社会模式:出于安全考虑，过往的重要人物在此做好物质准备，由土官或军士武装护送，从而带动相关商业活动的发展;军马是国家征派的特殊商品，作为茶马贸易重镇的洮州是历代战马的来源地;军屯是明清时期洮州社会的一般农业形式，带有国家军事农业的色彩。

洮州在清中叶以前，军事经济一直占有很大比重，晚清的地方社会军事化洮州也没例外，甚至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都带有军事化色彩。

在洮州的地方官看来，“今番回杂处，奸民窃窥，诚不可无兵以守之。

圣天子西顾情殷而安不忘危，则绸缪未雨之计宜镇此土者，兵防也”

。

对于朱明皇帝来说，洮州直接面对西番，是边疆前沿的前沿，洮州状况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明朝能否对陇右地区实行有效统治，还关系到明朝整个西部边疆的安定与否。

明初朱元璋忙于统一全国的战争，尚无暇西顾，对于西番主要采取羁縻策略。

洪武十一年沐英、李文忠（被西路石山会奉为龙神）平定了洮州十八番族叛乱，取得了西北战局的决定性胜利。

李文忠看到交通运输限制后勤军需的事实，强调“官军守洮州馈运甚艰，民劳不便”

，向朝廷建议班师回京，朱明皇帝清醒地认识到洮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告诫沐英、李文忠，“洮州西控番戎，东蔽湟陇，自汉唐以来备边要地也。

今羌虏既斥，若弃之不守，数年之后，番人将复为边患矣”

。

洪武帝给李文忠、沐英等人连发数道敕谕，要他们继续留守洮州。

当时就有许多江淮军士留下来屯田戍边，连同后来从南京迁来的移民，成为洮州汉、回的先祖。

洪武十二年，明廷将旧洮堡（临潭县旧称，今为县城）的洮州军民千户所升格为洮州卫，治所迁至今临潭县新城镇。

卫所有固定兵额，大致5600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千户所，112人为一百户所，大明帝国总计329卫。

“夏五月庚午，建城垣于洮河之北，东笼山之南川屯兵镇守，以靖边域。

城周凡九里余，不旬日而工完”

;“周九里，城口三丈，收顶一丈，池深一丈五尺，辟四门，各覆一楼，东曰武定，南曰镇南，西曰怀远，北曰仁和。

小北门一座，角楼四座，窝铺五十五座”

。

据王玉祥推算，周长九里的城墙从开工到完工只用了39天。

3.1.2土流参治，一个消解“他者”

的政治发明

帝国时代的中国施行流官制度，弗里德曼注意到这一制度的作用，但他关注的是地方官和宗族，或者说权力和当地人际关系的再生产对王权的威胁，他无疑看到了该制度安排上的隐秘。

县以上的官员应该异地为官，任期一般为三四年，所以流动频繁，这样他不能也不愿在任期里与属地建立亲属关系，从而融入地方网络中。

可是弗里德曼没有看到流官治理与土人参政是国家权力的延伸。

在西北“番汉杂处”

的洮州边地又是如何推行流官制度的呢?明廷在开国之初就认识到西北边疆的险要和多民族聚居的事实，如果采取单一的流官制度就不能达到制夷的目的和实现疆土长治久安的理想。

因俗而治是古已有之的异邦治理之道，而“土流参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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