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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国家权力进入边陲社会的历程（第2页）

则是明朝在洮州等甘青卫所的政治发明。

土司又叫土官，是在民族地区任用各族上层因俗而治的一种官制。

土司制度的特点是，土官由朝廷任命，享有世袭特权。

洮州的西番首领被赐予土司从而被吸纳进中央设置的地方军政机构中，既是国家官员，又领有封赏的土地、民户，帝国允许他们建立一定规模的土司衙门实行自治。

在地方政权结构中，流官的权位、官员数量高于土官，如洮州卫在洪武十二年以后，汉族指挥、佥事有十几位，土官的职位有两名，另有一名土百户。

土司间接地受到中央政权的辖制，他对朝廷的任命与封赏表示忠心体现在边地守卫之责和象征性的纳粮义务。

明正德三年（1508），旺秀（杨土司）朝见明朝皇帝，帝赐姓杨名洪并授任洮州卫指挥佥事，他在广阔的自治范围内实行土司—僧纲的政教合一制，有土兵2000名，把守暗门5处，隘口25处，这是洮州卫军事防御工作分派给土司的那部分，土司每年要向朝廷纳粮的数额是青稞10石。

相比而言，华南、西南的土司“虽受天朝爵号，实自王其地”

。

这种自治在朝廷看来显然是与之分权，因此自明朝后期直至整个清朝便在西南地区启动了“改土归流”

的政策，而西北没有这一过程。

可见，洮州土司与国家的关系更为融洽。

帝国利用土流参治的施政方略有效地解决了边陲的安全问题，使“他者”

属性消融在中央政治体系的框架里。

清初沿袭明制，依然推行卫所制度。

至康乾年间帝国疆土增加，社会呈现繁荣景象，社会军事化色彩开始褪色，但这一过程尚未走完，便在清中叶以后的中国更广大地区出现社会军事化现象，有学者把它称做“军事社会化”

，或者“军绅集团”

，或者“军事权威下移”

。

出现在清中叶以后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武化现象，无疑对中国基层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很大影响。

洮州地方在同光之际出现了史称“回乱”

实为地方军人集团争夺地盘的兵燹，民国十八年再次出现最终演绎为族群对抗的战争。

有众多人类学学者关注的东南边陲社会又是何等情景呢?对于东南海疆来说，虽然有“鱼盐之利，百货云集”

，但“海寇居多”

，“固海禁不可过严，而海防不可不豫也”

。

于是泉州在洪武二十一年建立了以海防为务的卫所，其中有海军和屯军将近7000名。

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战乱和承平相交错，繁荣和饥荒相交替，军事传统持续并沉淀在社会结构之中。

研究东南边陲社会的弗里德曼没有注意这一重要社会现象，王铭铭从地方史里捕捉到泉州有一种城市的基层军事联防组织——“铺境”

，他在“铺境”

的空间层次上寻求与施坚雅的对话，论述的精当之处可能是军事联防的区域与后来的地域崇拜、社会控制重合为大致的社区，其目的是论证地方社会在与国家的关系中，地方社会何以游走在顺从国家权力与地方自主性之间并采取适应时代的灵活性。

在同一地域的地方社会，庄孔韶先生意识到在中国历史上盛极一时的军人集团，其中的民团有宗族组织的社会基础，土匪和小型军人自治集团依赖同族、同乡、同学、姻亲、结拜等社会关系来维系其力量。

军阀和军人集团在20世纪20—40年代，不同程度地冲击或直接操纵地方行政和经济，对社会和民生产生了不小影响，因此军人集团在庄孔韶的“汉堡包结构”

中处于结构的顶端。

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裴宜理引入生态视角对淮北社会进行研究，发现农民迫于生态灾害，通过房支组织的走私和盗窃行为来获取生计资源，在受到军事集团的压力时他们采取以武力反武力的保护性措施。

她精彩地说明地方军事化对家族生计的影响以及宗族对此作出的反应。

从明清西北边陲地区的卫所制度的话题谈论到东南海疆的相关设置，国家在利用“土流参治”

的政治手段统御藏人的表象下，其实质是军事控制。

我之所以在此谈论地方社会的军事力量，是因为清中叶以后的军事社会化现象是一个全国性问题。

历史上军事化现象对中国地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沉淀在文化行为的细节中。

洮州也是如此，洮州青苗会的组织过程也总是萦绕着一个军事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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