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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国家权力进入边陲社会的历程（第5页）

屯田的直接目的是节省“转输费用”

。

边地几无道路可言，故异常昂贵的运输成本无情地限制了许多朝廷守土或扩张的政治抱负。

如果粮食从江南产粮区经漕运转输西北，其运费比所运的粮食高出许多倍。

而处于极边之地的洮州“历来未设驿递”

，遇有公文则雇马发送。

直到1940年，才由国民党政府花巨资修建了一条晴通雨阻的公路。

为什么说军屯是国家军事农业呢?清中叶以前“洮州屯地屯粮比税地税粮多数倍”

，屯地即军屯，税地即民屯。

明朝屯地700多顷合7万多亩，税地117多顷合11700多亩。

军屯营地归卫所管理，属军队系统，再往上有朝廷屯田官管辖，当时康茂才（宴家堡的龙神）便是负责屯田的中央大臣;民屯或民地由府县管理。

附着在屯地上的屯军按照军事编制划分。

从中央到地方大致形成这样一个层级关系:伯侯公——都督府佥事——都指挥佥事（都指挥使）——指挥佥事（指挥使）——千户——百户——总旗（50人）——小旗（10人）。

当时朝廷制定奖励屯田有功者即按此擢升军职。

在沐英西征后，留在洮州的江淮将士5600人，有500多人驻守卫所，余皆屯种，并准许屯军人员迁眷来洮落户。

军屯的国家性质还表现在，朝廷为屯田军士提供耕牛、农具和种籽，三年后缴纳赋税，每亩缴粮一斗（约50斤）。

当地人估算，在当时的生态和生产条件下，粮食亩产在正常年份可能不超过100斤，当时的税率可能达到70％。

洮州屯田在明清帝国时代几经废弛几经兴旺，但无论如何它为国家的军队提供了生存的前提条件。

它的衰落也有如茶马互市一样，政治上的稳固削弱了军事上的重要性，集权主义经济也受到市场的影响，沉重的税赋、屯军低下的地位和生态脆弱性的影响，使得军屯逐渐转向民屯。

具体说，明中期以后这种国有的军事农业出现快速发展之势，粮食充足引起粮价下跌，而帝国对军屯仍要投入，于是粮食就成了赔本的生产，这也是军屯为何收缩的原因。

上文提到军屯比民屯交纳的田赋高数倍，军屯每亩50斤粮食的重赋几乎占去大约亩产量的70％，而在洮州严酷的生态环境下少有宜耕之地，如遇冰雹、洪水则收获无望，更难承担税赋。

固着在屯地上的军士、军户，招募的流民、罪戍之人身份卑微，苦力之外还要听从正军的役使；为防其逃逸，一些人的手背和耳朵上还被刺印标记。

上述原因引起屯军户弃田他往，最终导致军屯转为民屯，这一进程大概在民国以前完成。

洮州社会长期处于国有军事农业的氛围中，在今天的社会组织形式、仪式和习俗中仍能发现其踪影。

洮州汉族人多来自守边、屯垦的江淮军民，他们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社会组织的军事化特征要求从事军屯的人首先适应集体组织性，而不是以家户为单位的自主性。

明清时期洮州境内建立了130多个屯堡，西路刘顺川的红堡子就是其中一个，它是个百户所，是招军守御、管理屯军、征收粮草的大本营。

历经600多年，西路刘顺一带没有形成江南故土的宗族组织，而是建立了多姓合作的联村组织——青苗会，这跟长期以来的军事传统不无关系。

这种组织方式的优势在于能够联结更广泛的社会力量。

我不是说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只有宗族一种，而是说人们选择宗族组织或者多姓的联村组织的原因是多元的。

在洮州人的生活中有很多事象与军事有关。

当女人对男人表示忿怒时，她说“你这个军犯”

，便是指代罪戍之人。

在生产习俗中，“搬场”

这种互助性农事活动最有效地体现军事组织的特征，联村的青苗会犹如军事指挥，统一确定和安排各村收割、搬运的次序和具体日期，这些集体行为不限于一村而是在十几个村之间对劳动力和工具进行配置。

关于禳镇冰雹仪式的军事意象，在第6章“扎山”

一节将有详述。

国家的军事贸易、军事农业和卫所这种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这是洮州地方特色的一个侧面。

无论当地人的解释真实与否，重要的是他们为什么把仪式程序与军事战争并置一起，这至少说明在民众的内心处铭刻着一种继承性的军事情结，或者一种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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