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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国家权力进入边陲社会的历程（第4页）

第二，为了保证独占资源和税收的利益，朝廷采取榷茶制度。

国家在货源上垄断收购，切断产地与市场的联系，在经销环节采取“茶引法”

实行专卖，茶引是官府发给商人运销货物的凭证，类似于现在的营业执照和提货发票，商人行销必须向朝廷户部纳钱换取茶引，有如当时的盐商获得盐引一样。

第三，为了确保茶马贸易有序进行，在经济手段之外还辅以严刑峻法，严厉打击走私活动。

凡贩私茶者，与贩私盐同罪，而犯贩私盐之罪是要砍头的。

为了表明帝国惩治私茶的决心，朱明皇帝在金牌制推行的同一年（1397）亲自将他的女婿、驸马督尉欧阳伦以贩私茶出境之罪赐死。

尽管朝廷的经济专家做得很专业，但他们犯了两个对他们来说不可避免的错误。

其一，把国家政治和军事手段强加于贸易，使经济活动离政治和军事太近而离市场太远。

伴随着商品的流通，政治、军事、文化、制度、市场规则、生计也在交换中流通。

单纯的垄断会首先断送帝国的梦想，因为垄断排斥市场。

权力之手可以在特别时期里发挥影响，但无形之手常是最后的赢家。

应该知道，在茶马互市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两个市场，一是以金牌为标志的官市，一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民间互市。

当金牌制度推行77年而无以为继时，民间互市依然蓬勃向上。

这种情况与晚近的国家经济一样，国营商店是唯一合法的市场，但没有谁能够控制住众多灵活的自由市场和买卖粮食、票证的黑市。

民间市场能够从政治高压和经济垄断中破土而出，不仅表明无形之手的力量，同时也表明基层社会对国家权力进行斡旋、抵抗的有效性。

其二，更为具体的原因是，政治权力对市场价格的任意扭曲。

朝廷完全掌握了定价权，一方面可以从南方园户那里低价买茶，再以高价卖给茶商，另一方面一再压低马价。

朝廷不但拥有定价权，而且控制了生产、流通环节，如果不出意外，国家既可获得财税收入又可以降低购马成本;在国家与茶户、养马户之间的不对等经济关系中，朝廷本无折本破产之理，然而朝廷却以亏损告终。

其中蕴含了**政治的因素，亦有违背市场和经济规律的问题。

对于茶户来说，低价收购意味着饥饿，因此好茶进入民间市场;对于养马人来说，民间互市中的马价更有吸引力，所以尽力回避国家的收购。

于是，生产者的次茶劣马在国家市场流动，以致陈茶损烂无数，劣马没有军事价值而转为民用。

而在民间互市上，各种贸易交换呈现兴旺繁荣景象。

其实这是朝廷与生产者包括部分茶商之间的一场市场博弈。

波拉尼的经济人类学强调经济交往嵌合于政治、文化和社会之中，其中的经济行为受到它们深刻的影响，可以说，至少在东方尤其是中国，如果经济没有纳入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系统轨道，商品与市场是无法想象的，经济行为更无从产生。

另一方面，国家与政治对经济和市场的垄断、扭曲和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

人类学正在克服学科自身对文化、制度的过分偏重，开始给予经济学所关注的经济机制、市场自身的规律以应有的地位。

以上分析如果放在长时段中考虑，可以认识到中华帝国从明初和清初的动荡逐渐走向稳固的历程中，国家对经济贸易的控制是在一步步加强。

当帝国的繁荣出现颓势以后，地方社会必然由此酝酿和扩大自主性。

把商品贸易捆绑在政治、军事的设置上，忽略市场规律的因素，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离散的一个原因。

3.1.4旧洮州的国家军事农业

茶马贸易在经济上呈现出国家垄断特征，同样，洮州卫的屯田亦表现出这样的特征。

军屯是军事化管理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的国家军事农业。

与茶马互市分为官市、民市一样，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其基本走向也一致:官办的茶马互市逐渐走向衰落而变为民间互市，国家—军事农业的军屯亦慢慢废弛而转向民屯。

纵然国家控制以趋向地方自治的方式发展，但国家的影响会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地方社会。

北元集团的存在和明初吐蕃叛乱频发，明朝欲保持长治久安就必须在西北边地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事力量。

中国战争史表明，粮食是打赢战争的前提条件。

汉朝的贾谊曾上疏国君论“积贮”

的重要性，粮食，农业，乃是帝王首先关心的国家大事。

屯田是“积贮”

的体现和“贵粟”

的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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