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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星团结构（第2页）

传统的龙神与汉族人信仰的龙神不断融合而成为跨文化的龙神信仰；由龙神信仰生成一种地方认同感，加上集体互助的需要，产生了维系共同体的引力。

我们已经了解了“星团”

和“小生境”

两个很相象的概念。

星团是从共同体角度代表一个联村的青苗会，小生境则是从生计角度指称一个生态和社会区域。

小生境强调社区组织为获取资源而进行区域内的竞争与合作;星团则更强调组织结构网络中的地方关联，基层组织与国家的联系和政治关系。

3.3.2社会与国家的运行轨道

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有点类似于太阳系运行的核心规律:公转不离心，自转不脱轨。

使用此一类比，须承认一个集权的朝廷和国家的存在;再者人类社会的运行可能出现离心或脱轨的现象，这在天文学上是不可想象的:天体可能因自身能量耗尽而爆炸，或因密度增加得太大而摆脱引力。

虽然国家—社会可能出现障碍，但社会系统可以修复并使之重回秩序当中。

基层社会在面对国家并与之互动时呈现三种情况:

（1）双轨运行

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帝国的治理是在国家宏观控制与地方社会自治的框架中展开的。

在“王权止于县政”

的传统乡民社会，基层社会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社会自组织，像北方的会社组织，南方的宗族组织，以及边疆地区的“土司制度”

。

当国家政治清明国力强盛之时，社会自组织很少滥用权力显示力量，国家与社会彼此相互认同，两个实体间的吸引力促使两者在正常轨道上运行，国家鼓励社会自组织积极进取，彼此力量的消长不会影响结构均衡，也不会发生政治运动;而当国家弱势运行，民间组织会扩大自身力量以自保，国家会增加“文化控制”

的力度，民间亦增加“文化抵抗”

的力度。

因史家建构历史时偏好“详变略渐”

的叙事传统，我们看到的历史充满了“权力斗争”

、“改朝换代”

和“领土纷争”

，张力被夸大了。

双轨运转的提法并不新鲜，但它在特定社会的使用则具有新意，可以以此来检查边陲地区是否具有“双轨政治”

（费孝通语）的治理方式。

实际上我已经从国家—社会的视角论述了两者在政治、经济、信仰的种种关联。

国家治理在洮州出现始自隋朝（公元581年），当时称洮阳郡，明朝设洮州卫，清朝设洮州厅，洮地一直存在一个流官和军事的两合政府，作为正式组织的里甲、保甲也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存在，只不过保甲的推行和废止在洮地皆有一个滞后期而已。

洮州社会阶层的突出特点是地方社会长期存在军事和宗教的阶层。

整个社会阶层可排列如下:流官、土司——军事集团——僧纲、喇嘛、阿訇等宗教领袖——绅士、乡绅和头人——乡民。

在这些阶层中，流官阶层和国家军事力量，既是国家的象征又是现实的存在;宗教领袖则是藏、回民众在政治和信仰上的核心，同时藏、回的精英又被吸纳进地方官之列或军事高层，比如卓尼杨土司，既是世袭的土官和宗教领袖，又在中央政府中兼任军职，拥有协防责任;回族在明清两季有多位军事将领任职。

各族群的代表人物在地方政府的任职可能对地方民众与帝国的联系有好处。

地方民众无论是藏人的“郭哇”

、“秋德合”

，或者回民的“西道堂”

和“乡庄”

，还是汉族人的青苗会，他们从地方正式机构得到支持也受到限制。

在双轨制下，星团和小生境是合一的，国家虽然重视与小生境的关系，但一般不能直接从小生境中攫取资源，在农户和政府之间有一个中间阶层——士绅和社会组织（青苗会），他们起到的作用是联结国家与农户。

国家以此向下延伸权力以吸纳资源。

（2）脱轨与离心运行

脱轨，是指地方社会偏离自治轨道，组织涣散，没有人能够有效组织乡民的生活秩序这样一种状况。

其原因大致是动乱、战争、政治混乱和严重的自然灾害。

美国学者和传教士明恩溥（arthursmith）于1878—1890年在冀鲁豫的实地考察，生动地再现了社会离散的情景:在华北平原看青防盗的严密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每到黄昏，村里的男人、女人，甚至小孩，就像清晨上地劳动那样开始出发，他们在地里放置一张木床，上覆高粱秆。

看青都是一家一户的行为，团体的协作并不普遍。

历史上这个区间正值晚清帝国遭遇内忧外患之时，军事力量下沉到社会基层，持续的动乱和萧条使社会组织陷于离散和无方向感之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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