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4 1跨族群的青苗会（第2页）

对于高原洮州，农历五月之前发生的雹灾如果不是十分严重，那么，按当地人的说法，“雨打青苗还有十分的收成”

。

此处“雨”

乃冰雹，当地人把冰雹叫做“白雨”

。

五月之后的雹灾显然对庄稼的打击是致命的，尤其是青稞、春麦成熟季节，往往造成庄稼绝收。

所以农历五月是洮州人进入一年中的仪式举办的**期。

当地人认为冰雹的发源地是大石山，因而大石山曾经是洮州驱雹的仪式中心，这里的龙神李文忠因此颇负盛名。

其实发源地远在甘肃西南与青海邻近的西倾山，或阿尼玛卿山，属于东昆仑山的支脉，即当地人说的“铁占山”

。

有两条冰雹路径对洮州危害较大:（1）发源铁占山，经大石山、新城（有时绕道刘顺或石门）、扁都、店子、三岔后入岷县;（2）自铁占山经长川、羊永、刘顺、新城、扁都、店子、三岔后入岷县。

铁占山就像一个发射塔，因地形、气候和植被等小气候因素，冰雹路线会发生变异，形成路径上的变化，向南危害到西路的卓洛、旧城、术布，经羊永南下卓尼;向东到龙元、陈旗并进入东邻岷县。

因为冰雹路径宽约3—10公里，且时有不规则的冰雹路径出现，所以在洮州东、西、南三路大约1000平方公里的山地农耕区，几乎所有的汉、藏、回村落都处于冰雹的打击范围，形成了一个冰雹带。

可以说，那晶莹而危险的冰雹折射着个人和群体的行为与价值观，这不但能从“扎山”

仪式和迎神赛会上再现生态危机的情节上可以看出，而且从小范围的互助到集体协同中都能找到雹灾与组织行为的因果关系。

这种情况多少有点斯图尔德有关“文化核心”

的味道，他相信文化中的某些部分比其他部分更易受强大环境关系的影响，他的“文化核心”

指的是与生计活动和经济安排密切相关的社会特征，即技术与发现。

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存在的致命缺陷就在这里，他只关注生计技术的文化创造，如两性分工、家庭组织、集团规模和政治控制，而忽略了社会结构中的许多方面，尤其是仪式行为。

依我看，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没有问题，他认识到环境与文化是不可分离和互构的，这显然比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环境决定论和忽视生态环境的博厄斯文化决定论更令人信服，问题出在文化核心概念被错误界定和后来者随意套用上，使得这个概念太过褊狭。

其实，文化核心概念是极具潜质的，比如“水”

与中国农业社会的结构以及社会组织就是一个同构过程，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karlwittfogel）从“水利社会”

看到了环境与社会的相互建构关系。

在洮州，气象灾害带来的恐惧与焦虑深深地植入当地文化中，洮州人的“舔碗”

习俗，“搬场”

、护林和驱雹行动，祭祀龙神的迎神赛会和“扎山”

仪式，无论从人们的日常习俗抑或组织行为和仪式看，雹灾影响了整个地方社会的结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雹灾塑造了地方组织的许多特质，并嵌入文化核心。

因此，这一概念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揭示了地方社会最为本质的东西。

然而，缘起于斯图尔德和怀特（levinalvinwhite）新进化论的谬误导致了生态还原论（ecologicalreductionism），一些学者主张社会组织和文化的特殊方面乃是为了满足地方群体适应环境的特定功能。

这就犹如把女人看做性器官从而忽略她的社会属性一样，简约论思想把社会组织和文化视为无结构的实践和信仰的安排，而不产生社会凝聚力。

关于村落凝聚力的话题已在相关章节论述。

洮州的文化生态学，看起来好像环境决定了人们的行为结构和仪式结构，但并置和比较了影响组织结构的所有变量，比如族群政治、高原经济、生态环境、仪式信仰、互助行动等后，我才发现正如生态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十分强大一样，来自社会结构中的龙神信仰仪式和包括不同族群的社会协同行动对生态危机的防御、对组织的建构显得更为强大和积极。

4.1.3组织类型与规模

冰雹路径与青苗会组织分布之间的关系引发了两个连带问题:如此宏大的组织规模是生态环境的因素、文化的驱动力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组织内部的文化多样性又如何解释?

说到组织规模，应该提及斯图尔德的开创性研究。

斯图尔德是系统研究社会组织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第一位人类学家。

他眼中的社会组织其实是北美大平原上的狩猎和采集的生产组织，其组织类型和规模是适应环境的结果。

他的贡献在于发现了几种独特的人类组织类型。

家庭组织家庭组织适应于资源广泛分散且漂移不定、生产率低下的居住环境。

该类型以分散的核心家庭为主，仅为短期的聚合。

父系群队父系群队是由50来人组成的相当固定的复杂家庭组织。

狩猎者是男人，适合于猎取非迁徙性的小型猎物;采集者是母系群队，妇女是生产的主力，适合于种籽或根茎的集约采集。

混合群队此类组织适合于集体猎捕大型猎物，它由宗教或假设的亲属关系纽带联结，是大规模的核心家庭的集合或复合式家庭集团。

我们看到，斯图尔德（1938）把组织类型或规模与资源的丰俭和文化适应的有效性联系在一起了。

另一位美国学者魏特夫（1956）考察了水利社会的组织类型以后说，组织规模太小不能满足社会控制所需机构设置的复杂性。

虽然“水利社会”

被赋予国家行政雏形的意味，但比较准确地勾画了中国传统社会组织规模宏大的基本状况。

宏大的组织规模凸显中国人偏爱举一国之力办大事的组织模式，如果按照斯图尔德的理解，就是偏大的组织规模是适应资源状况的合作之需和文化适应的有效性问题。

生态人类学把社会组织看做集体文化适应的行为，其文化行为有三个方面:技术、制度和思想。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