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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汉人人类学范式与西北中国经验（第2页）

二是行政中心的引力。

尽管市场和经济是很重要的原因，但不可过分夸大。

在清同治以前，新城作为国家行政中心，其地位是比较稳固的，此二地青苗会也与作为政治中心的新城保持着仪式联系。

仪式分立发生在同治兵燹之后，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地方战乱和国家积弱的反映。

当国家意识的引力作用减小时，民间组织有走向碎片化的趋势，星团结构出现紊乱，不调整便难以为继。

三是文化自主性。

新、旧二城存在文化差异，旧城有“回城”

之称，伊斯兰文化色彩颇浓，而旧城的周围地区则是藏民村落，藏文化的显著影响使得旧城青苗会更富有佛教色彩;新城周围的汉族传统更加突出和明显，尽管其社会组织对不同族群和文化表现了很大的开放性。

文化自主性是组织结构中内在的驱动力，它的成长需要上述环境条件的支持。

在洮岷地区出现的几套龙神体系可能有这些因素的作用。

洮州虽然缺少基层市场，但并没有影响基层的仪式和乡村权力中心的形成，而且洮州存在一个发达的社会组织网络——青苗会体系。

施坚雅说:“在复杂社会中，市场结构必然会形成地方性的社会组织，并为使大量农民社区结合成单一的社会体系，即完整的社会，提供一种重要模式。”

18个龙神的庙宇中，除新、旧二城加上冶力关和新堡有专业市场的市镇，14个庙宇所在地不是集市，12个庙宇不在乡级行政中心。

然而14个龙神庙宇无一例外地都成为社区的仪式中心地。

在洮河北岸的新堡青石山，南路爷庙宇并没有位于集镇，但它不仅成为新堡5会10村的仪式和权力中心，而且南路爷胡大海的领地覆盖了洮河两岸的广大汉藏地区，所以“南路佛爷马路宽”

成了当地人的口头语。

甘沟—羊沙的庙宇中心没有可以依托的基层市场来构建自己的青苗会体系。

事实上甘沟与羊沙的联系是宗族的、仪式的联系，宽泛地说，是文化联系而不是市场联系。

宗族控制大庙和青苗会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

西路的刘顺大会、石山大会的庙宇群落实际上各自构成一个冰雹防御体系，当然整个洮州的龙神信仰和青苗会的仪式活动都包涵着防御生态危机的仪式。

西路的石山据说是冰雹发动的起源地，石山会的大庙就在石山脚下，这些由若干村落构成一个共同体的方式是建立在防御冰雹的协同组织和共同仪式基础上的。

所谓“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是基层市场区域”

的说法，在洮州是不适用的。

洮州有18个青苗会大会，而只有两个市场中心地，也就是说大多数基层社会组织没有自己的基层市场。

洮州的调查表明，尽管这里曾是茶马互市的发生地，但市场交换的传统没有在汉藏民众中留存多少，市场的作用不能被高估。

除了市场那只“手”

，还有文化、制度、社会和生态环境的“手”

对组织进行安排和设置。

说到国家制度对基层民间的影响，集市的建立与明朝的边疆政策和具体的表现形式——驻军有关。

洮州人把集市叫“营上”

，赶集叫“逢营”

，也就是说，集市与军事有“瓜葛”

，暗合卡尔·波拉尼的经济人类学思想——经济嵌合于制度和非经济因素之中。

制度的设置看不见，但却主导着人类的经济行为以及市场、市场体系。

历史上洮州的茶马互市、榷关交易、营上集市，以及相应的三土司五僧纲的“异族”

治理，军屯、民屯、犯屯，这些制度设置都会起到影响社会设置的因素。

对于民间基层组织也是如此。

总之，以上分析的人口密度、交通、生态以及仪式、政治制度等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深刻的，“市场体系”

的解释是有限的，也仅仅是“多点”

的一个向度。

青苗会的组织方式突破了“市场体系”

和“中心地”

的束缚，以生态和文化的方式构筑基层社会的仪式中心地和组织体系。

4.3.2从祭祀圈—信仰圈到文化多样性的内圈—外圈

洮州地方形成一个个以龙神庙为中心的联村青苗会祭祀区域，这些相互关联又有区别的区域，通过洮州青苗总会每年一次的迎神赛会而联结成一个仪式体系。

在龙神祭祀范围的外缘地带，居住着汉化的被称为“族”

的藏民群体。

边缘上的藏族社会处于汉藏之间，他们的信仰呈现复杂的情况，但他们已不再属于藏族的语言群体，日常生活上更认同汉族人。

当地人把这些地方叫佛爷的“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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