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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乡土庆典 迎神赛会（第6页）

城背后是新城边上的一个青苗会，因为该村过去衙门里的人多，所以常常以城里人自居。

但刘顺人认定城背后不能走头家，因为徐达是帅官。

于是刘顺会抢超在城背后的前面，城背后人骂乡下人不懂规矩，两会便动起粗来。

在争吵中，城背后的年轻人向刘顺人叫板，“你们刘顺的佛爷要是砝码（厉害），就叫我们城背后雹打三年”

。

刘顺人说，“佛爷的神力稀不西北方言，意思是“非常”

。

大，我们佛爷有神力叫白雨打你们三年”

。

城背后的徐达是八抬大轿，有两根轿杆是活的，他们抽出轿杆便猛打，刘顺人吃了亏，不等结束就撤出赛会，走到新城西南的红桦山上，两支大铜号“呜呜”

地吹起来，刘顺人大声喊道:“佛爷如有神威，就让城背后连遭三年雹打。”

诅咒不幸而言中，当年城背后就被冰雹打了三次。

雹灾过后青壮年能出去打工的都出去了，挣了钱把一年的口粮先买上。

第三次雹灾影响特别大，城背后、西街、南沟、南门河、李家山都被打了，冰雹厚达10—15公分，庄稼被打得颗粒无收，妇女小孩趴在地头上哭泣。

冰雹灾害以后，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人、群体对此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刘顺川人说自己的龙神威力大，“黄帘轿子头一家”

是老规程，坏了顺序就不太平;城背后的老人说，我们的龙神徐达是元帅，指挥官不是先锋官，争名次就是乱了规矩惹了神怒;新城西街的几十位妇女哭着跑到镇政府质问乡长并要他承担责任;县乡干部说，防雹炮手是有责任的;南门河的回民说，炮手应该受到法办;防雹炮手说，他向县气象局防雹办几次请求开炮但未被批准，他家的庄稼也被打得精光;气象部门说，人工干预天气是可行的，但当时高空有空军的军事行动，是城背后被灾的原因。

乡民们总的看法是：插了旗求了愿，但不能保证冰雹必不来访，神也有感情变化。

如果对龙神不敬而获罪于神，终要遭报应。

但无论如何，下不下冰雹是神的事，种不种地是人的事，收多收少是命的事。

事在人为，但天意不可违。

在2006年的迎神赛会上水磨川被安排到第一位，我当时看见刘顺会的会首会众聚集起来商议，要求总会改变决定。

总会态度强硬，理由是刘顺会连续几年都走头家，说今年也照顾一下水磨川会首的情绪。

就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报告人在电话里说，“黄帘轿子”

没走到头一名，中途回来了，结果刘顺川的三个村庄在7月初遭冰雹袭击庄稼绝收。

我10月再次赶往洮州，看到地里长出的青苗与青草，夹杂着枯黄的麦秆，正如《洮州厅志》所载:“播种者仅青禾（青稞）、麦豆（豌豆）、燕麦之属，一经雨（雹）潦则成茂草甚或腐烂。”

2006年7月27日，农历的七月初三，冰雹一反常态从洮河自南向北打来，此时离立秋还有一周，春麦未熟，而青稞已经成熟，冰雹打了一个小时，张家庄的三个自然村所种青稞、春麦绝收，这次受灾的还有临、卓两县的其他地方。

由于严酷的生态环境压力，他们的竞争具有求得生存和生命的意义。

这些竞争也不是只为所谓“稀缺资源”

，比如出于同一小生境的两个组织，资源基本无可争议，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因素所决定的，而不像非洲和南美高原的无政府社会那样通过直接的对抗去获得土地或其他资源。

洮州社会单元之间也存在竞争，但他们的竞争方式不是**裸的侵占和掠夺，而一般表现为对象征性资源的争夺。

他们所争乃为想象的吉祥——本村的风调雨顺，或者为了村落的声望而进行仪式角逐以期获得“黄帘轿子头一家”

的荣耀。

巴特对斯瓦特群体关系的研究表明，失败和成功对于首领来说具有累积效果，这说明名望是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这些事件会进入人们的集体记忆中，从而对某一群体发生作用。

对于组织成员来说，人们通常是作为一个地方性群体成员来思考和行动的，他与这个地方性群体的成员之间有着种种联系。

换言之，地域组织之所以热衷于非经济利益的竞争，既为地方话语权，也为文化自主性。

西方学界在考察民间组织时，总是把重点放在民间组织与国家的关系和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上，这没有问题。

但一些西方学者把“权力”

、“对抗”

置于首要的和不恰当的重要位置，如认为“民间组织旨在保护公众免受国家权力之害”

;霍布斯在《利维坦》里极端地表明了这样的观点:民间组织是国家的潜在颠覆者。

而人类学和社会学弃绝了经济学强调理性和效率的偏好，也不一味地关注利益冲突、权力抗衡，而是关注人们本原的生活，关注社会纽带的建设、信任与互惠基础的产生。

乡村演剧便是社会整合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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