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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乡土庆典 迎神赛会（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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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总会长宣布踩街活动开始时，刘顺会带着复杂的心情和躁动的情绪冲出了人群，从南门河打道回府。

仪式举办不当乃是对神的不恭，这种焦虑在人们心灵深处投下了阴影。

当刘顺会的张家庄在秋收时遭遇到冰雹袭击而绝收时，“仪式不当”

的说法便与灾害建立了联系。

洮州迎神赛会是西北边陲地区的乡土盛事，它与华北当前乡土社会的民间信仰有很大不同，华北青苗会的仪式活动至晚清已经萎缩许多，而洮州的传统仪式至今不衰且有很高的组织程度。

但我们不能以此来说明，洮州没有受时代影响而偏安一隅，其文化变迁将在第7章论及。

就是说，洮州迎神赛会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

有人说当今的庙会活动和迎神赛会失去了狂欢精神，本人却不以为然。

庙会期间，城隍庙里民众可以围坐在地上猜拳行令、喝酒、耍闹，汉藏唱家忘情地唱“花儿”

来直抒胸臆;洮人把五月端午当做春节来过，认为那是最痛快的日子;“跑佛爷”

场面的再现，会首们为名次的争夺，表露了人的真性情，表明狂欢精神犹在。

但中国乡土的狂欢精神是由秩序来加以平衡的，刘顺会召开紧急会议，避免极度的狂欢而打道回府，说明狂欢和秩序同在。

对于巴赫金的“狂欢精神”

我想追问一下，西方难道没有什么规则对“狂欢”

加以约束?更进一步说，特纳的“阈限”

难道没有秩序?我以为，狂欢和阈限的概念似乎无法解释洮州的仪式实践。

各会名次之争最后服从了总会的原初计划，刘顺会在仪式中出现的类似阈限状态的痴迷和狂躁情绪可以被会首的理智遏制下去。

所以，仪式和现实是可以转换的，狂欢和秩序也是可以转换的，且可以在阈限中转换。

5.1.3“黄帘轿子头一家”

生态人类学强调小生境内部的竞争和排他性原则。

在洮州，小生境可以表现为由龙神大庙联合众多村落的祭祀区域，和与庙宇结构相配套的青苗大会联合的众多村庄的组织区域。

小生境即是由庙宇结构和青苗会组织结合起来形成的一个互为表里的社会单位。

这里论述的“竞争”

是发生在两个社会单位或者具有生态相似性的小生境之间，我的分析将会把小生境与社会文化情景联系起来。

刘顺川和水磨川所处的区域是一个南北向的川谷地带，南北两端皆与卓尼县接壤，可以说洮州汉族人社会几乎被卓尼县藏区包住。

据2004年统计，水磨川有5会9村，分散在汪家嘴、八仁和丁家堡，人口为3796人，人均耕地2.39亩，临潭县统计局：《临潭县统计年鉴》2004—2005（内部资料），第79页。

海拔较高，粮食产量稍低一些。

在水磨川会境内，有两个回族村。

水磨川相对闭塞，族群的合作与竞争并存。

大约20公里的川谷大致分为两个小生境和社会组织区域，其间散居着小规模族群，回族有自己的宗教组织，其与青苗会关系不大，而藏族皆为青苗会的成员。

在狭长的川谷中部有一座藏传佛教寺院侯家寺及寺底下村，该寺与村不是青苗会成员单位，但与青苗会保持着良好的接触，这一中间区域的北边是水磨川会，南边是刘顺会。

虽然这一中间社会单位把南北两个小生境分隔开来，但并未阻隔两会的竞争，也未影响两地的交往。

刘顺会的龙神朱亮祖，当地人说他因与大明皇帝有特殊关系而被授予特权:准许穿黄袍、乘黄帘轿子。

民间就有了“黄帘轿子头一家”

的说法，意思是刘顺龙神在赛会上折了桂冠，刘顺、新城这些地方就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为了争夺头一名两会往往打得头破血流，两家百年来恩恩怨怨一直延续至今。

与刘顺同一小生境的水磨川为了自己村落的福祉向刘顺会发出挑战，水磨川附近的回民过去曾赤膊上阵帮水磨川抬龙神以支持本境龙神，新城南门河的回民因与刘顺会接壤支持“黄帘轿子”

夺取头家。

会与会、族群与族群的冲突与合作，皆为争取龙神的天佑，保一方风调雨顺。

“黄帘轿子头一家”

是人口众多的刘顺会的荣誉，每到迎神赛会之际，从会首到轿夫皆承受着荣誉的重压，异常激动、兴奋甚至躁动不安，一种强烈的荣誉感和好胜心常常刺激出暴躁情绪和肢体接触，这不只限于刘顺人，也包括其他欲显示力量的会众。

至于冲突带来的身体伤痛，当地人认为跑佛爷时挨打不知疼，神保佑着呢。

竞争不一定全表现为小生境的资源竞争，为了获取来自社会系统的荣誉和声望也会引起激烈的竞争。

1994年农历五月，刘顺和水磨川这两个曾有宿怨的对手为当头家争执不下，青苗总会遂决定由城背后的龙神徐达走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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