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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第1页）

一、生态、文化与组织的互构

冰雹灾害像一把倒悬的达摩克利斯剑，洮州地方各文化群体在关键时刻能够嗅到灾难和死亡的味道，他们的仪式是防御生态危机的舞蹈，犹如在刀刃上跳舞。

.Pinwenba.com生态压力深深地嵌入洮州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渗透在仪式联合和互助行动中。

如果没有雹灾的影响，地方文化的内容或许是另一番情景，那么就不会有禳雹的扎山仪式和冰雹带上的各文化群体的互助行为;如果没有文化的接触与互动，也许会有单一的社会组织，但不会形成跨文化、跨族群的社会组织。

冰雹带沿着西北—东南山脉走向形成，大自然不会出于人类组织协同的便利而有意为之。

但是，你可以看到冰雹带上星罗棋布的龙神庙，这恰是人们利用文化的力量试图影响生态环境的努力。

各个文化群体以庙宇为中心形成了村落联合体，这些村落的集合又进而形成遍布洮州各地的青苗会网络。

所以，青苗会的产生和发展是文化与自然共同作用的产物，换言之，生态环境与文化是双向互构的关系。

人类学家施坚雅和弗里德曼在分析中国的社会单元和宗族组织上，有着相似的方法，他们从区位和经济两方面着手。

施坚雅在区分了大小不同的市场中心地和相应的市场体系后，开始重点描述基层市场体系及基层集镇，终于将基层市场区域构建成一个基本的社会单元，在此基层市场满足该区域内的家庭进行生产和交换活动。

施坚雅的区位研究的起点是基层市场，经济研究的要点是生产与交换。

弗里德曼将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作为区位研究的区域，从而概化出“边疆环境”

的概念，他的经济研究的核心概念是“分化”

与“裂变”

。

弗里德曼试图以区位的和经济的概念解释东南宗族组织为何发达的原因。

从文化角度研究汉人社会的学者不在少数，华南宗族研究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研究团队，基本确定了华南是一个宗族社会。

然而林美容从信仰和祭祀的角度对台湾汉人作了广泛的观察研究，在“祭祀圈”

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信仰圈”

模式，发现超宗族、超村落的祭祀组织是台湾社会组织的特点，而不是汉人的宗族组织。

这些人类学家的理论为我的青苗会组织研究提供了许多维度，同时也发现了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不是想以地方发现去贬低他们的学术价值，展开讨论本身即对认识汉人社会是有意义的。

1.没有基层市场的“仪式中心地”

。

由于交通条件和人口密度的原因，洮州没有形成基层的市场体系，而只有两个中间或地区市镇。

这种状况并没有影响基层社会组织的发育，相反，洮州的青苗会组织以新城为中心建立了18个基层的庙宇中心或者“仪式中心地”

，形成了18个龙神的基层仪式体系，这些基层仪式区域与青苗会组织的边界相重合，并且社会组织以外存在一个“异族”

的“外圈”

。

从内在的引力上讲，与施坚雅的区位模式不同的是，洮州社会组织不是按市场交换关系构建的，它的基层社会单元是以仪式体系来控制和维系其社会结构的，就是说，基层的仪式体系是靠祭祀仪式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的合作构建的，它以仪式联系和生产合作的方式维系着联村内的各个分支青苗会直至每个家庭;从外部力量来考察，洮州的社会过程是边陲政治化、贸易集权化、农业军事化、信仰正统化的国家化过程，地方社会处于国家严密控制之中，弗里德曼那种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边疆环境”

状态是不存在的。

而真正起作用的外部因素是生态环境的压力。

西北边陲严酷的生态环境使土地的产出率很低，没有像东南中国的社会那样经过充分的“分化”

，却也“裂变”

出遍布农耕区的青苗会各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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