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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第2页）

由于冰雹对粮食作物的威胁会导致生存危机，容易遭受冰雹袭击的西北—东南走向的沟谷、川地的人们往往会联合起来抵御冰雹的袭击，许多青苗会便基于生态因素进行社会关系的整合。

村落按照“雹走直线”

的气象规律，顺着冰雹路线而形成跨区域的青苗会和青苗会联盟;在林区，青苗会显然受到宗族意识和林区小生境的双重影响。

林区青苗会之所以能够扩展组织功能，“远看青山，近看田苗”

，说明组织受生态资源分布和同一生产类型的影响。

人们在防御和应对自然环境压力的抗争中寻求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实际的合作，在获取足够的资源和提高取食水平的努力中则诉诸竞争的方式，当我为这里的小生境赋予合作与互助的意义以后，便很容易理解小生境所具有的合作与竞争的双重特征。

此外，无论是土地、草山的实体资源竞争，还是社会声望的象征资源的争夺，皆与生态压力有关。

所以本书跳出区位理论和分化、交换的经济范式，从历史、生态、族群的角度去理解洮州的社会组织。

2.仪式信仰是青苗会组织的孵化器。

洮州的文化多样性表现在族群类别上，有汉、回、藏、土等族，其信仰形式有佛教、道教、龙神崇拜、祖先崇拜，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和原始本教。

在文化与族群多样化的情景下，社会将如何组织、如何运作？一个地域联合组织能够成为实际发生作用的社会组织应首先培养共有价值观。

共有价值观通过仪式的联结使宗族与非宗族、村落与村落、族群与族群之间形成“异族崇拜”

的现象，从而产生社区认同感;以庙宇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走马路、扎山仪式、迎神赛会和演剧等仪式实践广泛地建立起来;在仪式场合会首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村落社会关系得以巩固，青苗会的组织权威得以加强。

中国传统的乡村文化和仪式制度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低效率生产方式之下的形态，它满足了特定历史时期农业社会的需要。

3.基层社会是一个相对自足的星团，社会引力把各种因素调动和整合为一个社会实体;众多的星团构成地方社会的结构，社会与国家的互动按照“自转不脱轨，公转不离心”

的规律做周而复始的运动。

在高原乡土社会，以龙神大庙和青苗大会为中心形成的联村组织，构成一个超越村庄、超越族群的信仰共同体，按照传统习俗的约定和地方规则进行自治，这种自治不是无视国家的存在，而是在地方利益表达的基础上参照国家的意志并与之形成互动。

仪式和仪式实践是乡民社会自治的表现之一。

地方权威和规则的强化经由仪式过程获得。

青苗会组织利用扎山、插旗等神圣化仪式手段，还有威慑性的禁忌力量以及民间组织的老人权威来实现农田、草山和林地的生态保护。

地方社会的运作主要是靠仪式培育起来的习俗惯制发挥作用，仪式的自参照信息及其指示作用（是／否信号）必须通过规则的遵从来实现。

青苗会通过权威和规则对不当行为进行惩戒，规训组织成员从而维护组织的有效性。

庙宇和青苗会是星团中心，即组织核心，在中心的周围是它的卫星、小行星，体系内的村落加上外圈所构成的有机联结是一个星团结构。

由于引力和斥力的作用，地方社会有众多的星团在自转的同时也做公转运动，体现了地方社会的基本面貌。

生态压力的存在，仪式活动的持续，合作与互助行动的迫切性，产生了乡村凝聚力，该地方社会的自足性及其核心凝聚力足够强大的星团结构，满足了一个自足星团存在的条件。

在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压力共同作用下的边陲地区，本书进行了汉族人社会组织的整体性研究，以解释跨族群、超宗族的多元社会何以联结为同一社会组织。

洮州经验说明，文化之间、族群之间的关系不像亨廷顿假设的那样悲观，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并非必然，合作的方式比冲突的难题多，合作的趋势比冲突的力量大;中国族群特色是“多元一体”

又“和而不同”

（费孝通语），基层社会的族群关系应该是以合作为主基调的社会和谐，特殊的、日常的冲突和摩擦可以通过星团结构所产生的机制加以消弭。

二、洮州青苗会组织的比较研究

1.华北青苗会的社会史研究从历史和政治学角度揭示了青苗会组织与国家赋役职能的结合，即华北青苗会与国家密切互动的关系，基本上确立其自治组织的特征。

研究认为看青是由于社会分化引起的贫穷、社会无序和偷盗行为而产生;看青有村民联合起来防卫和救济穷人的功能;青苗会组织的会首由村中经济实力人物承当，并与乡村政权相结合。

华北社会研究的不足在于，缺乏综合分析，较少关注文化、仪式、生态环境与组织的相互关系。

洮州青苗会组织是相对独立的自治团体，具有平民政治和老人统治的特点，不曾与国家的赋役职能发生联系，龙神庙宇大多远离村庄，这种空间分隔表明了西北青苗会的自主，青苗会与正式组织保持着一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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