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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类走向自我的最初理论省思1儒家人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第2页）

管仲说得更明白：“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管子·牧民》）民本思想的产生又是伴随着疑天思潮的产生，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孔子自然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而只关注现世人事，民本思潮的兴起毫无疑问给孔子的仁的思想体系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其次，春秋社会的无序状态也促使孔子对人的类本质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在孔子看来，周朝社会是一个亲亲尊贤、各安其礼的理想社会，但在他所处的春秋社会则礼乐崩坏，他之所以称为乱臣贼子时代，就因为到处呈现的是贵贱失序，尊卑不分，僭越谬乱，不如其分，因此有辟雍、八佾、树塞门、反坫等非其人而用之的非礼现象。

作为非礼者的新兴阶级不能不从理论上论证他的越礼行为的合理性，去思考人的本性的平等等问题，这当然会使孔子去思考同一个问题，即遵守周礼的人性论的根据，因此，仁学与其说是对礼的重塑与改造，毋宁说是对人的发现和定位。

其三，春秋时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当时的思想家更重视人的作用。

适宜的气候和优良的土壤使得中国很早进入农业社会，殷商时期，农业生产就有一定规模的发展，至西周的社会生产力就有了更高的发展，西周人就以“稼穑为宝”

为立国之本。

农业的发展，显示了人的力量，人对自身的这种力量感的自觉和实现，无疑冲淡了神、上帝的影响。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对这点的考察须十分谨慎，因为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与古希腊那种系统的、与生产联系密切的、试图从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的学说不同，它是零散的与占星、预卜吉凶相联系在一起的，还处在与宗教迷信相混杂的状态。

但无论如何，它作为科学的萌动，还是对自然的规律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把握，如天文学对天象的观察，就可发现天象运动的规则，发现四季更替，日月恒升，日食月食等天象与人事无关，这自然有利于思想家们把眼光从“天”

回到人。

可以说，正是春秋时期社会的现实需要和思想进步促使当时的思想家以“人”

为思考对象，所以孔子语常不语怪、语德不语力、语治不语乱、语人不语神，形成知生事人的思想，以之成为儒家思想的主脉。

二、揭开儒学之以人学为主旨的历史隐秘

从春秋时代的社会现实中，我们找到了儒学之为人学的社会思想动因，但这并非问题的全部，因为它还难以说明包括儒学在内的诸子之说是如何都关心人的，也就是它对人的考察为什么都是在如此而非如彼的视角、方法和前提下进行的，而这些才真正是所谓人学的本质内容所在。

如果从一个比较文化的视角上来考察的话，西方哲学自苏格拉底就实现了哲学的转向，他提出“认识你自己”

的命题，把目光从自然转向人本身，但显然，苏格拉底对人的观照和孔子对人的观照是迥然不同的，为什么有这个不同？这个不同又是什么？要回答清楚这些问题，我们的思维必须推进得更远，这就要追溯儒家文化的源头，即西周礼乐文化。

而要说明西周礼乐文化的特质，我们就得重视文化人类学考察的成果，从史前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路径中探寻这个历史的秘密。

在这里我们要敲开历史的坚果，从中寻找到那些特殊的基因，正是它们使得儒学关注人生，成为人学，并成长为民族文化之林中最为葱茏青翠、繁荫如盖的大树。

文明的起源极为复杂，据现今西方的一般学说，导致文明社会产生的主要因素有四：“最常提到的是生产工具、生产手段的变化所引起的质变。

这主要指金属器的出现，金属与生产手段的结合……第二种因素是地缘的团体取代亲缘的团体。

即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亲属关系愈加不重要，而地缘关系则愈加重要，最后导致国家的产生。

第三种因素是文字的产生。

产生文字的主要动因据说是技术和商业上的需要。

……第四种因素是城乡分离。

城市成为交换和手工业的中心。”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在研究雅典和罗马国家的发生发展史时，就特别强调了铁器，尤其是铁制农器的出现，不依亲属集团而是按地域划分居民，以及城乡对立等因素的重要意义。

但这些都是关于西方文明起源的概括，而东方的尤其是中国的文明起源，则具有不同的路径。

首先，青铜工具乃至铁制工具在西方的出现，是生产技术领域的革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实质性改变，促使人类生活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而产生文明。

而在中国，不是技术革命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引发文明的产生。

在“整个的中国青铜时代，金属始终不是制造生产工具的主要原料：这时代的生产工具仍旧是由石、木、角、骨等原料制造”

。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青铜器的应用，在西方由于青铜器或铁制工具的使用，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在中国，青铜器不是用来制造生产工具，而是用来制造兵器和礼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青铜器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兵器和礼器也超越了物化形态，成为身份和权力的象征。

用于祭礼的礼器在数量、式样、种类、花纹等方面表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别，不仅表示着祭礼者血缘的疏近，还指示着政治权力的大小，它既是亲缘关系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又是氏族组织与国家结构的一体化。

与青铜器作为礼器所表征的人与人的关系不同，青铜器作为生产工具，最直接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张光直先生说，“青铜作为生产工具乃至铁制工具的出现”

，反映了人类社会从生态系统束缚中的首次突破。

其次，在西方，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私有制在氏族制时已产生，马克思曾说，在希腊的氏族制时期，“公社成员的身份在这里依旧是占有土地的前提，但作为公社成员，每一个单个的人又是私有者”

。

由于个体私有制的出现，他们就可能而且必须从氏族的脐带中脱离出来。

与此同时，商品经济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对自然的血缘人伦关系无疑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

由于打破血缘纽带，就建立起以地缘为纽带的新型群体，最终由以地域原则实施统治的国家取代以血缘原则实施统治的氏族，因此，西方文明又是沿血缘——私财——国家的途径生成的。

与此相反，在中国，土地国有制一直是很牢固的形态，个体所有制从未产生。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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