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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宗法社会中权利和义务的失衡1儒家法律思想及其现代观照（第1页）

儒家的“礼法”

思想是一种以义务为本位，以人治为实质的法律思想体系，建立在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立足于宗法血缘社会，为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服务的。

.Pinwenba.com它的基本表征是权利和义务的失衡，具体表现在它的礼治、德治和人治的政治主张和“引礼入法”

、“原心定罪”

的法律道德化过程中。

儒家“礼法”

思想与现代社会的法治是根本对立的。

只有实现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从人治到法治、从平均主义到效率追求的三个根本转移，才能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

把儒家的法律思想概括为“礼法”

思想是适当的，它不但能体现出儒家文化乃至中华法系的文化个性和民族特色，还把儒家关于“法”

的思想置于现代人的视域之内，从而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更大程度上是与西方的法文化比照的背景）来全面展示儒家关于“法”

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的思想。

正是在这种历史的和当代的、中国的和西方的双重视域的沟通对话中，儒家的法律思想才能既不被抹杀掉其历史个性，又能被纳入现代言语系统而获得普遍性的讨论。

古代中国的“法”

仅指刑法，《尔雅·释话》中“刑，法也”

，“律，法也”

。

《说文》：“法，刑也。”

可见，法等于“刑”

、等于罚，是所谓“刭也”

、“伐也”

、“逼也”

、“废也”

。

因而古代中国“法”

的含义仅是西方“法”

的内涵的一部分，以个人权利为基点的民法等私法部分则完全付之阙如；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中国“法”

的外延要小于西方之“法”

，更遑论性质上的差异。

另一方面，在西方的言语系统里，也难以找到“礼”

的对应词。

“在近代已经高度分化的文字中实际上再没有那么广泛的名词可以概括‘法律’、‘制度’、‘礼仪’和‘习俗’四项内容；但在中国经典时代，‘礼法’这类字样恰也常常是这四者的浑称”

。

“‘礼’在中国，乃是一个独特的概念，为其他任何民族所无，其他民族之‘礼’一般不出礼俗、礼仪、礼貌的范围，而中国之‘礼’，则与政治、法律、宗教、思想、哲学、习俗、文学、艺术，乃至于经济、军事，无不结为一个整体，为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总名”

。

可见，“礼”

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内涵丰富，涵盖面极大的词，它包括了风俗习惯、道德规范和政治制度。

当它以社会舆论和良心的制裁为后盾时，是为道德；而当“失礼入刑”

，以国家强制力为终极依据时，则又具有法的特性。

它不但设制和调控着国家的基本制度以及个人与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在罗马法中是“公法”

领域），而且以无所不及的触角伸向任何私生活的领域，甚至人的内心世界，从而打开西方以所谓“私法”

为个体所设立的权利保护屏障。

现代人当然很难在严格意义上称这种无所不能的礼为法，但历史的事实是，当它成为立法的指导思想甚至成为具体条文时，当它在司法中被运用并在判案中作为法律依据时，它就是法，所以蔡元培说：“而今之所谓民法在古代颇具于礼。”

而古代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正由礼与刑组成；所谓“圣人制礼作教，立法设刑”

（《汉书·刑法志》），“书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言行弼教，使之畏威远罪，辅之以善耳，唐、虞之治，固不能废刑也。

惟礼以防之有弗及，则刑以辅之而已”

（《汉书·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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