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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宗法社会中权利和义务的失衡1儒家法律思想及其现代观照（第2页）

可见，古代的“法”

被视为“刑”

，因而窄于西方法的概念，但当“礼法”

作为一个词相互补充，且互为界定时，则大致恰当地表达了古代人关于“法”

这一社会现象的大致含义。

这实际上是中国与西方，当代与历史的二元视域相融合、沟通、对话的结果，它不但把古代思想家关于法律的思想置于一个更为广大的文化背景下来进行阐释，而且严格地保护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独特个性。

儒家的法律思想，也正因这一历史切入点的确定，而得到展现和诠释。

第一节儒家法理念的确立

礼法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因袭损益的历史过程。

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论语·为政》）这一过程，我们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礼是纯粹的宗教仪式的存在。

“礼”

的起源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

《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杯饮。

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说文解字》卷一中说：“礼，履也。

所以事神至福也。

从示、从豊，豊亦声。”

近人王国维对礼的考证：“盛玉以奉神之器，谓之若丰，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礼。

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

可见，在“礼”

的起源阶段，其规范多保有图腾、禁忌等塔布性质，起作用的依据是对威不可测的天的恐惧心理。

这一阶段大致是从“礼事起于燧皇，礼名起于黄帝”

直到夏朝的这一历史时期。

夏朝以后，天帝仍被奉为绝对的权威，但礼由祀神进而“引申为凡礼仪之称”

（徐灏《说文解字》），殷制造了上帝与祖宗神合二为一的宗教政治观，从而将天上与地下、现在与未来、国家与上帝沟通起来，使“起诸饮食”

、“祀神祈福”

的礼具有调整人间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功能。

礼的性质与内容都发生了改变，成为规范包括婚姻、血统、亲续、君臣等关系的行为规则并逐渐制度化了。

所以，夏商时期是礼由神人相通的仪式到俗世规范的演变的时期，这是第二阶段。

“礼”

发展的第三阶段，始于周公成于孔子，完成了对礼的革命性变革，通过对礼的道德理性价值的确立，建立了一套完整和成熟的礼法思想体系，并由此决定了中国二千多年法律文化的基本性格和影响了传统社会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近人王国维曾经详细地考证了周代制度，揭示出它继统与宗统合一的典型特征。

在这一社会历史形态中，天子是全国最高的宗主，其嫡长子继天子，余子为诸侯；诸侯是邦国的宗主，其嫡长子继为诸侯，余子为大夫。

大夫为邦国之小宗，亦为乡邑之宗长，以下按宗法依次为士、庶人。

政治统系与宗法统系的完全重合，家国的同构，各行政首脑同时也是统治血缘宗族的最高统领，宗法制度成为社会最根本的制度，而维护这种血缘宗法等级的社会制度，就是礼。

儒本来是一种职业，指的是古代相礼的术士，实施、弘扬礼，为贵族统治者服务，巩固既成的社会制度，是儒这种职业者的根本职责。

在春秋社会的动荡中，贵族阶级逐渐没落，士从贵族的附庸变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不得不以自身的文化优势谋生，从而由术士演变为谋士、师儒。

他们仍然是现代社会制度的拥护者，但除了维护、弘扬礼之外，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又自觉的承担起对其进行论证和变革的任务，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天人和合：儒家礼法思想的形上基础

儒家的“法天立道”

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殷周以来人道觉醒的产物。

这一思想传统的两重性，也极大地影响了儒家的理论。

一方面，天作为一种外在的必然性仍然具有神秘的色彩，依然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故儒家不仅追求永恒的最高主宰，而且强调神道设教，以神、天、命作为重要的思想工具；另一方面，天命必然性中的理性因素又得到极大的揭示与张扬，儒家学者积极探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其规律，使主体在不断超越天命的制约而成为自身乃至天地万物的主宰。

人的主体能动性与创造性受到高度重视，强调人应该积极进取、刚健不息。

这两种倾向的发展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融汇成天人合一的理论，体现为天人合德的伦理道德。

传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就是人道从神道中不断觉醒，并在天道和人道的矛盾对立中展开和演进的。

首先，儒家仍把天作为礼法的神圣来源，进而赋予礼法至上的权威和永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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