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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2页）

在中国，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城市乘公共汽车不用挤不用等不用赶。

我们这座城市也一样。

我母亲就在常年的盼车、赶车、等车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上车经验。

有时候我和我母亲一道乘公共汽车，不管人多么拥挤，她总是能比较靠前地登上车去。

她上了车，一边抢占座位（如果车上有座位的话）一边告诉我，挤车时一定要溜边儿，尽可能贴近车身，这样你就能被堆在车门口的人们顺利“拥”

上车去。

试想，对于一位年过六十岁的妇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行为呵。

我的确亲眼见过我母亲挤车时的危险动作：远远看见车来了，她定会迎着车头冲上去。

这时车速虽慢但并无停下的意思，我母亲便会让过车头，贴车身极近地随车奔跑，当车终于停稳，她即能就近扒住车门一跃而上。

她上去了，一边催促着仍在车下笨手笨脚的我——她替我着急；一边又有点居高临下的优越和得意——对于她在上车这件事上的比我机灵。

她这种情态让我在一瞬间觉得，抱怨挤车和对自己能巧妙挤上车去的得意相比，我母亲是更看重后者的。

她这种心态也使我们母女乘公共汽车的时候总仿佛不是母女同道，而是我被我母亲率领着上车。

这种率领与被率领的关系使我母亲在汽车上总是显得比我忙乱而又主动。

比方说，当她能够幸运地同时占住两个座位，而我又离她比较远时，她总是不顾近处站立的顾客的白眼，坚定不移地叫着我的小名要我去坐；比方说，当有一次我因高烧几天不退乘公共汽车去医院时，我母亲在车上竟然还动员乘客给我让座。

但那次她的“动员”

没有奏效，坐着的乘客并没有因我母亲声明我是个病人就给我让座。

不错，我因发烧的确有点红头涨脸，但这也可能被人看成是红光满面。

人们为什么要给一个年轻力壮而又红光满面的人让座呢？那时我站着，脸更红了，心中恼火着我母亲的“多事”

，并由近而远地回忆着我母亲在汽车上下的种种表现。

当车子渐空，已有许多空位可供我坐时，我仍赌气似地站着，仿佛就因为我母亲太看重座位，我便愈要对空座位显出些不屑。

近几年来，我们城市的公共交通状况逐渐得到了缓解，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仍是固执地使用她多年练就的上车法：即使车站只有我们两人，她也一定要先追随尚未停稳的车子跑上几步，然后贴门而上。

她制造的这种惊险每每令我头晕，我不止一次地提醒她不必这样，万一她被车挂倒了呢，万一她在奔跑中扭了腿脚呢？我知道我这提醒的无用，因为下一次我母亲照旧。

每逢这时我便有意离我母亲远远的，在汽车上我故意不和她站在（或坐在）一起。

我遥望着我的母亲，看她在找到一个座位之后是那么的心满意足。

我母亲也遥望着我，她张张嘴显然又要提醒我眼观六路留神座位的，但我那拒绝的表情又让她生出些许胆怯。

我遥望着我的母亲，遥望她面对我时的“胆怯”

，忽然觉得我母亲练就的所有“惊险动作”

其实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有关联。

在我童年、少年的印象里，我母亲就总是拥挤在各种各样的队伍里，盼望、等待、追赶……拥挤着别人也被别人拥挤：年节时买猪肉、鸡蛋、粉条、豆腐的队伍；凭票证买月饼、火柴、洗衣粉的队伍；定量食油和定量富强粉的队伍；火车票长途汽车票的队伍……每一样物品在那个年月都是极其珍贵的，每一支队伍都可能因那珍贵物品的突然售完而宣告解散。

我母亲这一代人就在这样的队伍里和这样的等待里练就着常人不解的“本领”

而且欲罢不能。

我渐渐开始理解我母亲不再领受挤车之苦形成的那种失落心境，我知道等待公共汽车挤上公共汽车其实早已是她声乐教学事业的一部分。

她看重这个把家和事业联接在一起的环节，并且由此还乐意让她的孩子领受她在车上给予的“庇护”

。

那似乎成了她的一项“专利”

，就像在从前的岁月里，她曾为她的孩子她的家，无数次地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拥挤在嘈杂的人群里等待各种食品、日用品一样。

不久之后，我母亲同时受聘于两所大学继续教授声乐。

她显得很兴奋，因为她又可以和学生们在一起了，又可以敲着琴键对她的学生发脾气了，她也可以继续她的挤车运动了。

我不想再指责我母亲自造的这种惊险，我知道有句老话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

可是，对于挤公共汽车的“爱好”

，难道真能说是我母亲的秉性么？少年时，由于父母去遥远的五七干校劳动，我被送至外婆家寄居，做了几年北京胡同里的孩子。

外婆家的胡同地处北京西城，胡同不长，有几个死弯。

外婆的四合院是一所座北朝南的两进院子，院落不算宽敞，院门的构造却规矩齐全，大约属屋宇式院门里的中型如意门。

门框上方雕着“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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